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胡适思想研究,主要是基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系统,从文艺与文化传播视角切入开展以胡适的传播思想为中心的研究工作。思想是对处境(包括历史语境与生存情境)的回应；自然,胡适的传播思想系其对所处的传播处境的积极回应。因此,作为传播者的胡适与其传播处境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便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论文第一章“胡适：传播者与‘媒介’文化人”关注胡适的“人内传播”活动,以“反向归因”的方式,解决胡适作为传播者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能暴得大名,二十六七岁的胡适处在“为人子”与“做人父”角色并构的重要人生阶段；他面对的历史处境是中西碰撞、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于胡适而言,历史处境与生存情境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和同构性。急迫的伦理困境,加快了“本为徒”的他向“国人导师”迈进的步伐。也正是在从“小我”向“不朽大我”、“他者”身份向“超越主体”的全面挺进过程中,胡适完成了他“受传者、传播者、把关人三位一体”的传播者角色丛的精心营造。在惊急求变的时代急转成型,胡适凭靠那自命不凡的超越意识和独特的领悟能力,伴随着传播者能量的完美释放；塑造了他那完美的跨文化传播者形象,也同样成为他从事文化传播的最大动力源泉。第二章试图通过考察胡适所从事的具体传媒实践和媒体行为来描绘和界定“新闻人胡适”的形象。在简要的梳理之后,文章认为胡适与其积极参与的报刊杂志活动之间,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报刊杂志既是胡适敝精劳神生产的文化精品,同时又是其思想表达的平台,既造就了他的影响,也巩固了他的声名。而考察胡适与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两大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与汪孟邹、张云济等出版家之间的人际交往,又可发现胡适是思想文化界的“意见领袖”在传媒世界则是一个受困于人情法则的“能人”。“意见领袖”的神采与独特的“能人现象”,是胡适“新闻人形象”的一体两面。第三、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在理解胡适的历史处境与传播语境的基础上,论文对“传播哲学家”胡适的文化选择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文章认为,正统哲学观、中心主义倾向、岔路思维等运思逻辑和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科学方法论、自由主义等价值理念和思想内核,共同构成了胡适的文化哲学。于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指出：在文化传播活动中坚守价值和理性的原则,阐扬质朴、人性、泛化的媒介意识；高度强调新闻的客观性,提倡追求的真理的职业理念,也不忘关注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同时,在文化向度上秉承传播的“有限效果论”,目的是为了追求社会向度传播的强大效果,外加有意计划的“他组织”的政治传播观,以及“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与容忍自由的传播准则；以上种种,便是胡适传播思想面面观。此外,胡适不仅深受现代传播学奠基人的杜威思想的影响,更是终生服膺。胡适时刻跟踪关注杜威思想动态,自然受惠传播学的风气之先。文章认为,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之间的胡适传播思想,与处于学科前沿的传播经验功能学派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着共起伏的命运关联。他的思想观念有效地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传播思想同步。学理层面的优势资源,有助于解释胡适产生的影响,也利于我们重新审定胡适传播思想的独特魅力。第五章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三人的传播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突出胡适传播思想的特殊价值意义以及存在的历史局限。文章认为,这三种传播思想之间存在着“西来”、“北来”、“南来”不同的传播地理观,同时也对应生成了护法师、试法者、托命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播者。论文指出,胡适的传播思想受惠于他对“父子同构”阶段的伦理困境的独特领悟,也受惠于他对留美博士的“他者”身份而建构的超越主体。然而,因为胡适的直觉太过敏锐,人生处境太过顺畅,促使他能适时把握时代趋势；同时也导致他的传播思想只是“顺势而为”的产物,较短时期看来并不具备李、梁二位先生的“逆向思考”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他所标榜的“责任伦理”与“人格想象”也往往受其传媒实践和传播思想的影响和冲击。而这些,造成了他“自由主义之累”,也作为其传播思想的历史局限——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备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