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又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表现之一是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并日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改革便应运而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场转折盛会，大会将社会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自此中国开始步入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新时期。这里前者指由指令性行政指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转变，后者指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逐渐转变，这一转型过程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实现两个转变这一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社会必然会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其直接表现是经济转型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其中包括阶级阶层状况的重大变化，带来的社会效果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概括说来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良好的激励机制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的社会发展低效的弊病，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大发展;但转型在克服旧的不公正现象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不公正现象，表现在转型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收入分配上分层化和群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贫富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尽管转型前居民收入分配上平均主义占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贫富差距呈现出新的特点，除了贫富不同收入阶层差距拉大外，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及不同行业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并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如下岗失业增多，腐败滋生蔓延，农民负担加重，此外，旧的价值体系日益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使得一些社会成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加之外来文化影响，社会各个领域不公正倾向愈演愈烈，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日益受到威胁。　　面对转型中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理性、深入地分析其产生、扩大的原因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根本。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人们的物质利益逐渐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追求富裕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这是贫富阶层差距出现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地域大国，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同水平的现状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除此之外，造成贫富阶层差距、城乡和地区差距的共同原因则是政府“先富”政策的引导加剧了财富在高收入者手中的积聚;体制改革带来的激励和竞争机会使收入差距拉开;个人素质上的差异也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均有其二面性意义，贫富差距的存在也是如此。贫富差距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弊端，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其积极意义;同时又不能任其过于悬殊，否则一旦达到严重分化的程度，就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改革的中断和社会的倒退，特别是那些通过非法途径产生的差距。漫长的转型过程折射出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因素，而我们讲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求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和谐统一、全方位一体的发展，这就需要正确看待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大目标、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两大标准都要求正确看待和解决日益严峻的差距问题，而不能任其扩大。　　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本身是社会不公平的一大表现，但我们要坚持的正确的公平观并非要消灭一切差距、实现同步发展的公平，而是合理差距下的公平。关于社会公平的理论，西方理论界有着广泛的研究，表现为一种是将社会不平等视为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一种状态，并为这种状态辩解;另一种是激烈地抨击社会不平等，并探寻改造社会的对策，这也是马克思所坚持的立场。本文评析了两种研究方向的几种代表观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折衷观点、功能主义为不等辩护的理论、卢梭平等理论、庇古的收入均等化理论及罗尔斯的正义论。借鉴了西方的社会公平理论，我们应坚持的公平观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上的公平，是将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相结合、兼顾竞争出发点与竞争结果的社会公平;并在此公平观引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合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正确看待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合理解决差距问题可采取的有效途径有，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正确公平观的教育。教育低收入群体正确看待差距，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发挥自身优势，把握机遇实现发展;教育高收入群体采取合理的致富途径，明确自身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责任，扶持和带动后富人群的发展，为社会多做贡献。二是通过经济、政治各项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同时还要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三是坚持社会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方面以高效的激励机制带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兼顾公平，防止差距扩大、出现两极分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