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农民工开始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议题。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电视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信息发布与接收的单向模式，开始进入更深刻的社会交往层次。一方面农民工正积极地将电视作为自身城市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方式，从而促成更加主动的城市化路径;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开始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内部这个最庞大的流动群体，向全社会及时发布关于他们的信息，积极引导舆论消解城市中顽固的社会排斥，参与农民工的城市化实践，重新介入社会建设，复归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从没有关联到产生关联，从浅层交往到深度交往，中国农民工与中国电视媒体在各自参与中国社会领域的建设和生长中形成了社会行动的语境。　　与此同时，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生产秩序渐趋成型。农民工报道的消息来源呈现出了公关化、媒介化和典型化的特点;新闻选择标准主要建基于满足内容生产、电视特性和媒体互动的需求这一操作层面;其图像生产紧紧围绕农民工的空间实践展开，通过模式化的构图在这些空间与农民工的城市实践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意义。在这种稳定的生产秩序之上，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结构特征得以确立，那就是以“流动”为叙事中心的“类型化”。　　经过三十年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不再仅仅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坚固的社会文化理念。流动的社会意识化过程，就是政府部门和城市社会通过政策文本和宣传机制，完成以流动为中心的叙事建构，把关于农民工的体制思维和主导意见“自然化”、“普世化”，演变为社会成员关于农民工的基本认识。　　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多种社会主体的互动，电视媒体深度参与了流动的社会意识化过程，在认知上将农民工与流动描述为一种结构性的联系，把流动作为传播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内容和主导框架。一方面媒体总是把农民工建构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使之在群体意义上具备“类”的特征;另一方面，电视呈现的农民工信息在建构农民工这个“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类型化的建构。与所有类型化的文本一样，电视媒体的农民工信息具有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和图解式的视像。首先，电视通常会把农民工的故事描述为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把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浓缩为一种底层的经济生活。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任何值得报道的事件都是可以用经济理性来解释的。就连讨薪和维权等带有社会抗争色彩的行为也被纳入经济意义的框架中来叙述;第二，在人物的刻画上，电视新闻文本中的农民工主要被型塑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大军。进城务工劳动被描述为农民工最主要的特征。电视通过把农民工叙述为经济形势的象征、政策文本的象征和地方治理的象征，将农民工塑造成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形象。他们很少具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个性色彩，其社会交往、文化生活以及主体性社会行动被严重遮蔽，凸显出来的只是一个被迫追逐生存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市场人格”;第三，农民工的视觉形象过于简单化。电视新闻的图像化实践偏好于把农民工放在表征劳动和流动的空间中，在认知观念上将农民工与流动的关系凝固化。媒体试图通过这种单一的图像构造和排列，把流动描述农民工最主要的社会面向，而农民工对于城市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和改造却被忽略不提。　　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类型化不仅是一种媒介实践，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它的影响要超越技术层面，在社会意义上进行评估。首先，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类型化内化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文化心理结构。虽然农民工在政策文本中已经被赋予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但是，电视仍然将他们型塑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单向地表现其职业意义上的“工人化”过程，而漠视其社会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在电视新闻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不是平等的城市共同体成员，而是城市中分立的两个群体。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并没有促进社会群体的整合，而是在文化心理上延续了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其次，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类型化固化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特征的认识。电视试图把农民工描述为追求生存利益的城市过客，他们的归宿和指向依然是那个被农业生产和乡村文化所表征的农村社会。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主体性社会行动，比如空间策略、文化建设和利益抗争，电视也是从流动的视角进行解释，将之解读为流动的实践，而不是城市化的过程;最后，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类型化强化了地方治理的制度逻辑。政府部门围绕“流动”形成的治理理念通过电视传播得以强化，并且在基层部门产生组织化的效应。农民工的治理被简单化为针对流动的管束。同时，城市化被视为依附和服务这种以农村人口流动为特征的行政性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在这样的治理理念中，城市化的核心——农民的市民化和现代化——被忽略了。　　从电视传播的角度讲，类型化是一种便于操作并且十分安全的农民工报道实践。然而，在社会意义层面，类型化的报道方式由于简单地把农民工的社会行为纳入一个单向陈旧的报道模式，难以全面反映农民工的现状和动态，因而阻碍了电视媒体监视环境的功能实现，给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建设造成了不完整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类型化，延续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没有形成良性和深入的公共讨论，农民工群体最新的特征和动态不能得到全面的解读，从而大大降低了电视参与社会建设的探索性和影响力。　　但是，农民工自身的变化和国家的发展开始逐渐瓦解流动的社会基础。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已经成为社会转型中一个无法遮蔽的事实。然而，当城市化建设使进城农民的迁移这一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以后，“流动的叙事”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就电视媒体对农民工的呈现来看，对迁移的叙述和讨论并不充分，依然以流动的特征表述来概括试图完成迁移的农民工群体，依然以流动的思维惯性来分析迁移中的农民工问题，依然以流动的评判标准来检视农民工在迁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传播语境与社会语境产生了一定的错位。　　为了突破以流动为中心的农民工报道结构，个别电视机构开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最突出的案例就是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栏目的开播与走红。然而，《中国农民工》栏目某些节目的话题结构和叙述方式恰好收缩了“迁移”的社会内容，而将一些并不能准确反映农民迁移的个人和话题放大，那些能够真正体现迁移内涵的主题（进城农民的住房需求、教育公平、劳资纠纷、心理调试）却没有充分加以呈现。因此，栏目的开播虽然具有较大的探索意义，但还只是一次没有完全成功的实践。　　一旦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相对较长但又不同于以往的再社会化过程。因此，电视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必将从类型建构向社会建设转变。电视不再是那些群体差异和群体隔离符号的生产者，而是进城农民和原住市民共同建设公民社会和实现社会权利的纽带。在新闻生产中，电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转型将体现在改变报道“日历”和拓展报道“空间”等实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