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个社会状态和文化生活多元并竞,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集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于一体的社会,文化同样呈现斑斓多姿的特点。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三足鼎立,各领风骚。精英文化内部又有激进和保守之争。文坛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王小波正是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的文学文本中展开了现代性诉求。他对现代性的诉求起源于“文革”及现实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文革”中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狂热造成的人性逆转使“人”陷入无底的深渊。王小波以“不再虔诚”的受愚弄者身份来反观这段历史,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的生存问题。他援引了西方的启蒙话语来批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呼唤自由和人的解放。 他借启蒙话语中的自由原则批判权力话语对人性的扼杀,借理性原则对人的解放来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原则对“人”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在他的文本中,他为我们描述了“人”所受到的种种奴役,包括政权的、革命的、文明的、自然的、乌托邦理想的奴役等等。他展现了种种奴役下,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同时也展现了处于奴役威胁下的人发自本能的或自觉的反抗。李靖、红拂、鱼玄机、王二等都是他塑造的自由英雄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王小波对“人”的不妥协,不屈服以争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信念。 也许王小波是偏激的,他的彻底、不留余地使人们怀疑他的思想的深刻和严密。但是我要说,王小波的价值正是在于他所主张的东西对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价值。王小波正是刻意地以这种激烈的姿态提醒人们对于“人”最基本的东西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似乎是全人类的永久性的话题。这个世界上的奴役有多远,对于奴役的反抗就有多远,王小波存在的意义就伸向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