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早期的英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点上,人们在享受商业繁荣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原有道德瓦解的深切焦虑。曼德维尔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蜜蜂的寓言》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二元性,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为保守主义者所激烈批判的恶行铸就了今日英国的舒适与繁荣。曼德维尔的骇俗之论在当时激起了无数的争辩和诟责,但曼德维尔并非纵欲的宣扬者,他的目的在于为这个新兴的世俗社会辩护,他仍援用原有的道德语言仅仅为了呈现这种道德信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处于何种深切的冲突当中。在已有的研究当中,曼德维尔通常被视为自由放任的先驱或自生自发秩序的最早阐发者,在他们看来,《蜜蜂的寓言》的副标题“私人的恶行,公众的利益”无疑是对利益的自然和谐或秩序作为人类行为无意识后果的经典表达。而本文则试图说明的是,对曼德维尔的这一理解其实过分地贬低甚至忽视了“政治家”在曼德维尔那里的重要性。曼德维尔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探询并没有将“政治家”排除在外,相反恰恰为政治的治理提供了可能的指引,政治的技艺完全建立在对人性和社会的知识之上。对这一自然与人为关系的理解构成了把握曼德维尔思想的关键。本文认为,曼德维尔的主旨始终围绕着如何为这个新兴的世俗社会辩护,他的辩护由几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展开。首先,人性论构成了他整个思想的基础,在曼德维尔那里人完全是自我中心的动物,从而在人身上不存在任何自然的美德,而他对理性的贬低也否认了人通过理性来实现美德的可能。但也正是通过对这些激情的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原理的分析,曼德维尔提示了我们可以将政治的技艺奠立在对激情的驾驭之上；其次,无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还是现代经济的扩张和繁荣,激情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动力。但对曼德维尔的多数误解源于他们将社会的演进和生长视为自然的过程,而在曼德维尔那里这恰恰是人为的,社会本质上是对人之天性的驯服,人因为习俗和法律方成为社会的动物。社会的人为性也意味着在曼德维尔那里一切道德皆是人为的,它们因时因地而异,而文雅和荣誉原则在曼德维尔看来比之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的气质更为契合；再次,“政治家”在曼德维尔那里并没有消失了,他是衔接“私人的恶行”和“公众的利益”的枢纽。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政治家”是对一切致力于人之文明化努力的象征,而从其原初意义上说,法律秩序的确立和维护、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道德教育等多方面都离不开政治家的作用。在曼德维尔那里,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应当是深谙激情治理之道的人。曼德维尔的学说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政治的功利主义,唯有政治家有权也有义务以社会的总体利益为旨归；然而,这些“公众的利益”完全是世俗取向的,从当时普遍的基督教信仰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幻的此世的荣耀,在永恒的救赎面前为这种俗世的利益辩护构成了曼德维尔的现代社会辩护的根本背景。在曼德维尔看来政治家所能做的唯有此世的维系的和壮大,灵魂的救赎远在政治家的权能之外。但这只是曼德维尔故意戴上的面具,他的自然神论或不可知论立场其实暗暗拒斥了彼岸救赎的可能,宗教于他而言不过是驯化人性的一种手段,他相信即便没有宗教我们也能形成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由此曼德维尔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完整辩护。论文的最后两章则考察了曼德维尔在18世纪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的辩护对于我们理解今天问题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