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是19世纪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来华,随后开展了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在华期间,他不仅大量译介西学,还参与戊戌变法,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过接触,对中国政局影响颇大。正因如此,当前学界对李提摩太的关注多是其政坛身份,或是对其汉译西学作系统研究。然而,在华的这45年中,李提摩太大部分时间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大乘佛教文本并有多部译著,有的译本还成为其同时代首个最完整译本。可是,相较于他在政坛与西学研究方面的热度,学界对他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却几乎没有。本研究以大量淹埋于历史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对李提摩太在东学西渐中的翻译活动作系统全面的探索与考察。本研究以李提摩太的基督教与佛教思想为主线,并将主线贯穿于他的翻译思想、翻译选材、翻译实践与翻译行为的历史影响中,主要提出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身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李提摩太何以对中国大乘佛教文本感兴趣,这反映了他的何种宗教理念?第二,浩如烟海的中国大乘文本中,李提摩太的翻译选材动机是什么?第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李提摩太的翻译观是什么,是如何在译本中体现的?第四,从整个晚清来看,李提摩太的大乘佛教文本英译活动有何历史范式?最后,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解决,本研究尝试勾勒翻译研究的历史面向,指出翻译史研究的可行路径。本研究的发现如下:受自由神学与社会福音神学影响,李提摩太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没有病痛只有和谐”的上帝国。在他看来,唯有世界各宗教联手融合才能真正消除差异,达到世界和平,而在这些宗教中他选中了大乘佛教作为最先联手的对象,因为他从大乘的“他救”思想中看到了基督教里“跟随上帝”的理念,认为“耶”与“佛”本就一家亲,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为将这些宗教思想诉说于众,他英译了《大乘起信论》、《法华三经》、《金刚经》、《心经》与《西游记》等大乘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在他的阐释下,《大乘起信论》成了马鸣菩萨受到耶稣门徒多马之影响所作;《法华三经》则蕴含了基督教里满满的正义,它是耶稣与上帝对人类的爱、宽容与怜悯;他从《金刚经》里读出了“耶稣将接替佛陀作为救世主”的预言,从《心经》的“色”与“空”看到了耶稣的神人二性,就连《西游记》里的佛教理念也被解释成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景教,且作者也成了具有保罗性质的丘处机。在这种耶佛融合思想的指导下,李提摩太把“真如”译成了“God”(上帝),“三宝”中的“佛、法、僧”也与“Trinity”(三位一体)相对接,“如来”英译成了“Jesus”(耶稣),“十八层地狱”、“劝持”与“塔庙”等概念也都被融入基督教。此外,佛教的“观音”与基督教的“耶稣”形象在译本中都出现不同层次的对接。因此,“耶”“佛”在接榫过程中出现了错位,佛教几乎被基督教取而代之,而以基督教为本位的译本中没有了异己的声音,李氏所期待的“和谐上帝国”终于实现。李提摩太与同时代的其他来华传教士不同,他在思想上并未将佛教视为敌人,而是潜心研究,虽然他不接受“唯上帝拯救”论,可是受“唯耶稣拯救”神学思想的左右,他在翻译实践中还是置换了佛教里的大部分元素,在试图联系两宗教的同时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他的译本虽然在宽容的宗教思想下呈现出新面貌,可佛教元素大量消失,同时基督教也开始变得不纯正,带有佛教的影子。他的这种宗教文化融合进而错位的行为最终是通过翻译来体现的,而他的翻译行为在整个晚清的较直译的佛教文本环境下与其余佛教研究的译者们拉开了距离,在晚清佛教复兴的浪潮中难免孤芳自赏,可依旧为东西宗教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本研究最后还认为,李提摩太的所有翻译行为都是围绕其建立“上帝国”的梦想展开,这是他对和平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因此离开了历史语境,他的渴望就难以被理解,翻译活动也就无法得到全面且客观的解释。这表明,翻译研究若能从历史脉络出发,从史料中去构建译者与其所处时代的联系,研究结果则会更加细腻与透明,进而提升整个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不失为翻译研究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