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译者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桥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却一直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
　　本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为理论指导，对比分析许渊冲、唐一鹤两英译本中唐诗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差异性，探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阐释活动由“信任”开始。二位译者为唐诗的翻译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译者的主体作用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译诗的不同选择上。许渊冲更倾向于中唐时期的诗人(33位)，翻译了中唐诗歌108首;唐一鹤更倾向于盛唐时期的诗人(31位)，翻译了盛唐诗歌138首。在“侵入”过程中，由于译者个人理解、个人喜好及个人文化意识不同，对文化负载词的阐释也存在差异。在“吸收”过程，两译者都选择了归化、异化策略。许渊冲主要选择了归化法，通过省略、概化、替代等方法实现押韵、利于读者理解等目的;唐一鹤主要使用了异化法，通过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等方法，实现对原文的忠实。对吸收过程中造成的不平衡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许渊冲以语内补偿为主，文末注释为辅;唐一鹤使用了语内补偿、括号注释和文末注释的方法。在阐释行为的每一个过程中，译者主体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希望为译者的文化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