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其中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在阶层结构的总体趋向表现出开放性的同时，阶层结构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或者说某些阶层的内固化倾向的存在，也被一些研究所强调。正因如此，本研究选择以分层过程，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地位获得的分析来透视制度变革与分层过程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阶层结构的封闭性或某些阶层的内固化倾向意味着社会差异的再生产的话，那么，在本研究看来，社会差异再生产的倾向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再生产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由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等级差异(即本文所谓的地位差异)是社会差异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形式。本研究主要从地位差异代际传递的角度考察社会差异的再生产，在研究中，我们按照地位获得研究的常规分析策略，在用经验数据验证同类研究的结论，以及社会差异的代际关联性的同时，将资源和资本的概念引入到地位获得的分析中。这一新的分析策略沿着这样的一些基本命题得以展开：1.地位优势是以人们对不同类型的资源的拥有而体现出来；2.父辈的地位优势为家庭带来了丰富的各种资源，这种丰富性使得子代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动员更多的资源成为可能(这些被动员了的、因作用于子代地位获得而表现出工具性的资源，我们将其定义为资本)；3.资本有着以同一或转换了的形式保持或扩大自身的存在倾向，在子代的地位获得过程中资本(被动员了的资源)可以以直接或间接(以转化了的形式)在代际之间加以传递；4.正是由于资本代际传递的存在，地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于代际之间得到延续。来自188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资料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上述命题。　　 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从资本及其代际传递的角度讨论了地位差异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在我们看来，资本的代际传递程度与方式型塑着特定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有价值的资源的类别以及各类资源的相对价值(或者资本的效用)资本转换的可能性以及转换率，对资本代际直接传递的限制等等因素，影响着资本的代际传递，进而影响到社会差异的再生产，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正是既有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在典型的再分配体制下，有价值资源的类别的设定和各类资源的相对价值的界定，以及资本的运动，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而表现出更多的“人为性”，这使得社会差异的再生产表现出更多的直接性和显在性，并且这种再生产以意识形态的宣称得以合法化。而在典型意义上的市场社会，有价值资源的类别、资本的相对效用及其运动，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建立在大众共识和自由交换，以及特定社会场域中的权威认定的基础上，而非人为因素的直接干预，正因如此，社会再生产以相对隐蔽方式进行着，并因现代社会对绩效主义的宣称而得以合法化。在这一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转型社会的相关论述，本研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转型与分层过程之间的关系，重新解读了泽林尼有关市场和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看来，再分配体制下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而表现出直接性和显在性，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这种直接干预被消解，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倾向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这种再生产更为隐蔽，并因绩效主义宣称被进一步掩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少对这一隐蔽的再生产机制的制度性限制的话，那么，不平等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得以扩大化。换句话说，面对伴随市场化改革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这种隐蔽的再生产机制，为了避免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采用制度化的手段进行人为干预反而变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