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与发展,同时也致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且呈现出日益尖锐化的趋势。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正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交织互动的结果。作为一种当前显性的社会冲突现象,群体性事件可以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国民面相和政治生态,是衡量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指标,因此令学者们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成为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当前困境危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不断相互交织的过程,情感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物质基础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复杂的制度结构,但是它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长久以来社会公众被积压的负面情感的累积爆发。因此,本文以情感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取一种“事件—过程”的分析范式,以发生在2012年7月的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为例,通过访谈法辅之文献法对事件整体过程进行研究,从结构、情感和行为三方面分析事件主体的认知过程、情感状态、互动逻辑及不同情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即剥夺与不公的社会结构产生焦虑与愤怒的社会情感,从而导致同质与卷入的群体行为。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明显的经济差异对于人们的生活是极富破坏性的,利益受损群体遭受着长期的不公和分化,对现存状况感到日益失落和厌倦,产生了挫折感和愤懑,同时我国缺乏正常有效的利益诉求通道去消弭这种积郁已久的断裂,剥夺感随之产生并形成怨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内隐情感。什邡在08年的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民众的伤痛性情感加之重建过程中导致的生态破坏及资源分化造成了一种萦绕什邡的库存性情感,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剥夺与不公感；在这样的客观物质背景下,论文紧接着以什邡群众对钼铜项目的情感认知为线索,对这一阶段的群体情感进行分析描述,产生经济、政治、体制和伦理四方面的社会感知。而当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表现不仅为什邡当地的民众树立了某种指引形像,也点燃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焦虑与怨恨,增加了社会公众对于这次事件的关注度；在不同群体的分类和情感差序格局下,从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心群体到受其影响颇深的边界群体再到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外围群体,群体的同质与卷入客观地呈现为一个从“己”到“群”、从“自我”与“他者”的逻辑扩散开来的空间情感体系,即存在一种群体情感的分类叙事。中心群体由于利益受损从而激起本能的自我保护情绪并最先出现反抗行为；边界群体由于利益相关会成为诉求发起者的强烈拥护者或追随者,引发更广范围的连锁性、传染性反应,使政府难以应对,导致参与者扩大诉求,从“就事论事”呈现出扩展、延伸趋势,最后导致外围群体出于公平道义而参与到事件中,形成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而事件中的情感也由本能的生存情感上升为一种道义和价值情感。什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开放“对话”渠道,重视与民沟通,及时全面准确地汇集人民群众的心理情绪、心声来作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避免群体性事件一碰到“合适”机会就卷土重来的尴尬境地。在对什邡事件的整体过程进行详尽分析后,本文用群体极化的概念进行提升和总结,归纳群体性事件的情感发生逻辑。偶发的公共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将人们的怨恨唤醒,这种情感由于场景性和聚集性不断汇合和叠加,汇聚了一道强大的洪流迅速扩散蔓延,经过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反复强化,怨恨性情感不断累积强化最终爆发成为愤怒的发泄。如果群体情感的极化过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极有可能造成群体规模、情感冲击性、行为破坏性不断扩大,甚至转换为一种不计后果的群体性攻击行为。论文的最后希望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轨迹得出社会情感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指出目前我国的群体情感具有一种普遍化的公众反向情感以及主体化、自主化与流氓化的情感态势,并试图为中国转型社会的情感管理和建设寻找归宿,在社会治理中重情、合理、依法,以人为本构建社会情感文明。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日益频繁,有难以遏制之虞。本研究运用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及分析框架为现阶段中国群体性事件做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指出群体性事件是底层民众借由某一公共事件对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的极端宣泄,并进一步讨论了群体性事件中所呈现出的情感逻辑关系。情感以浮世绘的形态勾勒出了一幅社会生活长卷,映现出了转型社会的人生百态,因此本文试图用一种具有理论体系的情感逻辑去解释瞬息万变的群体行为,探寻情感在其中的发生过程和机制,警示我们关注群体的情感变化以及可能引起情感波动和变化的因素。在此研究基础上,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新理解,进而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机构制定有关群体性事件情感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设定情感的“预警”和“宣泄”系统提供依据,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提出了新看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