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悲剧的哲学内涵在于人类对真理与伦理的不断求索和对人生理性把握的失败，它从终极意义上揭示了人类悲剧性的生命本质。而《诗经》，作为中国先民认识生命、记取思索进程的作品，在它原始而又真实的情绪释放中，正已然渗透着人类这种不可遏止的认识自身命运的冲动，和探求生存秘密的痛苦。《诗》超三分之一的篇目扭合着周人生存的困扰与人生的感伤，也就是说，昭示心灵往来冲突背后所潜藏的对生命的思考和挫败是它的重要组成。以《诗经》为中国悲剧作品的外延，不仅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文化空间里探讨人类生命自身，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先秦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现实的透视，有助于对其时“人”的生存状态、心理内质层面的深刻关注。 《诗经》中的悲剧性作品涉及生的忧患、国的怨刺、情的愁苦等人生难题。这些琐碎的现象层之所以撼人心魂，其悲剧性力量的源头在于两个层次：其一、它源于周代“社会建构”自身的矛盾，即周礼双向悖反的结构环境。实际上，“礼”在制造了人伦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思维框架的同时，却又给这些设想的实现设置了种种障碍。所以，周人总是执着于用周礼思维模式下的人伦、道德、政治的逻辑去应战周礼自身在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对立面，其结果必然是形成心理固守与现实挫败间强烈的摩擦，使周人陷入挣扎其中不得出的失落与苦痛中。这使我们看到，周代社会内部建构本身就具有一股股相互冲突、背反自身的无解力量，它们不仅给《诗经》时代的人们注入了一系列悲剧性的情结，而且还随着“礼”字社会建构的沿袭、完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扬），而沉淀为中国千百年不断的悲剧性主题链；其二、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说，这体现的不仅是周礼所酿制的症结和苦闷，更是人类探求冲动不断受挫的悲剧性的生命本质。《诗经》中不少诗篇是世界观出现强烈震荡的“礼崩乐坏”时代的产物，这其实是给它提供了一个诱发探求冲动，展现时代尴尬的悲剧情境。而实际上，《诗》所暴露的周礼的悖反矛盾不过是人类理性认知悲剧在特定时空的具体化和强化。人类始终处于想超越局限而又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的两难境 D：曰霎自三I 而十主付个丁 ＼”、一W ＼1）STERS THESIS 地中，他们不断地用理去解决理所无法解决的间题，不断地借己知的理性认知 结构消解理性悲剧自身，在求索与挫败中完成一种自我否定的异化进程。 悲剧意识是生命主体在面临生存困境和各种对人类的否定势力时（理性困 境），在内心结构中所积淀的一种凄苦的抗争意识。《诗经》中的悲剧意识包括 两点：一是忧患意识。它来源于先民们艰苦的生存环境与周礼对人们主观上伦 理型思维方式的建构。它随个体对生理、安全、尊重的逐步需求，表现为对生 存现状、国家时事、自我价值等世道人心的关怀；二是反思意识。即周人对天 命观念、对既定礼制社会秩序的反思和质疑。他们主动怀疑命运的绝对权威性， 不断激活理性探寻的渴望。周人的忧患和反思，使他们不在固有的思维里消沉， 而是以一种意识上的主动求索、积极挑战发端，显示出生命的力度。 在接下来的迎战过程中，周人在精神品性上形成了以韧、柔为支持力量来 处理人生困惑的精神特点。本文分别从微观表现、宏观选择、和创作审美的角 度探讨了《诗经》悲剧精神的柔韧蹬性：二、－周人的悲励口理i在内结构上有 由悲痛回归平和的圆转倾向，他们用另一种理性智慧来改变这种任由理性求索 一昧执着于一端的状况；二、因伦理道德情感对冲突和人物的渗入，形成了表 现主题上的偏转定位；三、以虚实回环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减缓紧张的情感张力。 《诗》最终把民族心理里重理化倾向所具有的克制、冷静、乐观等心理品质带 到悲剧精神的内结构中，使人心挫败的苦痛得到一定程度的引导。应战过程中 过多理性化的参与虽然从表面上看，缓解了悲剧冲突的激烈程度，但它却让我 们更深刻地看到人类生命本质中无能为力的悲凉。 《诗经》悲剧性的上述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的诗歌、戏剧。它们侧重 于认知社会自身悻反的内在矛盾，呈现伦理道德的悲剧，并在柔韧精神的情感 基调下，形成了“守中致和”的悲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