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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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魏书·显祖纪》和《魏书·高祖纪》在记录和平六年至延兴年间史事时,与史事所涉人物对应列传记载的史时存在较多抵牾之处,这是平城时代诸帝纪很少出现的情况。这种史时的抵牾之处,主要出现在文成帝至献文帝之际以及显祖皇兴末至高祖太和初之间。尤其是在显祖皇兴末至高祖太和初之间,列传中不少记载以太和元年(477年)为“高祖即位”、延兴末年为“高祖初”,而实际上高祖孝文帝延兴元年(471年)已登基为帝。这些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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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魏书·显祖纪》和《魏书·高祖纪》在记录和平六年至延兴年间史事时,与史事所涉人物对应列传记载的史时存在较多抵牾之处,这是平城时代诸帝纪很少出现的情况。这种史时的抵牾之处,主要出现在文成帝至献文帝之际以及显祖皇兴末至高祖太和初之间。尤其是在显祖皇兴末至高祖太和初之间,列传中不少记载以太和元年(477年)为“高祖即位”、延兴末年为“高祖初”,而实际上高祖孝文帝延兴元年(471年)已登基为帝。这些抵牾之处与延兴年间太上皇帝拓跋弘执政和去世的时间相关联。《魏书》史时记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似是承袭了旧史的痕迹,引导笔者进一步反思北魏国史的修纂和《魏书》的成书过程。北魏国史虽自邓渊始,然体例初创于崔浩。继崔浩续修国史的高允,遵循崔浩体例,将国史编纂至太和年间。由于拓跋弘掌握北魏国家最高祭典——西郊祭天,是北魏官方礼制认可的最高掌权者,因此延兴年号被用来记录拓跋弘的事迹,延兴年间史事也被视为“显祖朝”史事被纂入编年体国史“显祖纪”之中。太和十一年,李彪等奏请将编年体国史改编为纪传体国史,并创立纪传体体例。李彪仍以太和为孝文朝之始,依然将延兴史事系于纪传体的“显祖纪”之中。在后世史臣续修国史过程中,为尊崇孝文帝,将延兴年间史事重新系于孝文帝纪,而对应列传的纪年标准也因重改而混乱,造成今本魏书显祖至高祖延兴年间史事,出现了本纪和对应列传史时互相抵牾的情况。《魏书·显祖纪》的编纂过程表明,《魏书·显祖纪》和《魏书·高祖纪》记载的史时较对应列传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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