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租人权益的保护历来作为一项重要政策被规定于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但由于当时的立法目的、制度趣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式微,加之法律条款的内容未臻明确,理论及实务中对《合同法》第230条的适用与理解存在不小的歧义。尤其该项权利之权利属性、适用条件、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手段等诸问题众说纷纭,始终难有定论。本文试图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出发,梳理该项权利的权利属性及适用条件,并主要结合实务案例,拟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及损害赔偿的范围等问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文共分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定义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属性是具有债权性质的形成权。将该权利的对外效力限制在债权之中,避免物权化所带来的对承租人的过度保护,而观其对内效力则属于形成权,且具备可侵性,对该权利之侵害围绕出卖人的“通知义务”是否适当履行而展开讨论。第二部分结合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构造的认识,以及司法实践中优先购买权受侵害的实例,可将优先购买权的侵权样态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出租人未适当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形,二是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的不当妨碍,并在前述分类下对具体类型进行列举。第三部分归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差异,主要分为对侵害先买权所导致的“房屋差价”的“全部赔偿”、“酌情赔偿”及“不予赔偿”三种情形。本文赞同“不予赔偿”之案例理由,认为房屋差价并非租赁合同订立时所能预见,且承租人优先购买权附随于房屋租赁合同,而房屋租赁合同之合同目的着眼于承租人对房屋的用益而绝非是在租赁合同终止后取得租赁标的,因此“房屋差价”是否可作为履行利益对待,确实有待商榷。此外,对优先购买权受侵害时损害赔偿的计算,应当通过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侵权形态中的积极损失、消极损失的考察来确定。第四部分以上述侵权样态为基础,探讨不同侵权形态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出租人若未适当履行通知义务导致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发生买卖合同之缔约过失责任与租赁合同违约责任之竞合,原则上只赔付信赖利益之损失即可,而若是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的侵权样态,如前所述买卖合同已经形成,此时,自然应将买卖合同的履行利益作为赔付范围的标准。同时,考虑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日渐式微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限制赔偿”的观念,并通过比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极具类似性且制度目的更加明确的预约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预约无可得利益”之观点,与本文限制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赔偿范围于信赖利益的观点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