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凭借她在3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反映中国普通人的小说及其传教士父母生活的传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声望，其中包括小说《东风：西风》(1930)，《大地》(1931)，《儿子》(1932)，《母亲》(1934)，《分家》(1935)，传记《放逐者》(1936)和《战斗的天使》(1936)。她先后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奖、1935年的豪威尔斯奖和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大奖，犹如一把双刃剑，给她带来荣誉、财富和名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攻击、批评和排斥，使她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美国文学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　　 所幸的是，八十年代初重新掀起的“赛珍珠热”终于让文学界再次正视赛珍珠所受的不公对待。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针对个体问题进行单方面研究，很少将此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找出共性的原因。　　 本篇论文将对赛珍珠的批评分类进行分析，找出赛珍珠的创作特点，重新定义其作为创作性作家的身份。第一章分析美国文学界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对赛珍珠的批评，他们认为赛珍珠缺乏文学理论指导，选材过于狭隘。然而，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分析却显示她在文学理论上有着不同于美国主流文学的独特见解，此外她的作品还透视出人类共有的珍贵品质。第二章则讨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赛珍珠作品的评论。他们指责她描述中国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小说扭曲了中国人的形象。通过分析她的中国小说及其对西方读者的影响，我们发现赛珍珠的作品不仅改变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负面形象，还使西方读者发现了中西方人民的共通之处。第三章树立了赛珍珠女性主义先驱作家的形象，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排斥赛珍珠是因为他们不能认同东、西方女性的共同点和赛珍珠笔下中国女性特有的争取权利的方式。　　 结论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指出赛珍珠受到这些不公批评的原因就在于她以中国特色为主，体现人类共性的作品(universality colored with Chinese local flavor)不能被东、西方世界所接受；另一方面提到赛珍珠边缘作家的身份对她作品的影响，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她的作品才会呈现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她一生为促进中西方交流而努力，却被人误解多年。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赛珍珠--这位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领路人一定能得到人们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