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规定的刑法意义上的从业禁止制度之外,在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体系中同样存在大量的从业资格限制的规定。为协调二者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第三款进一步指出“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尽管如此,由于“从其规定”条款本身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各地做法不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行政机关是否可以通过“从其规定”条款参与到刑法从业禁止的宣告中来?其次,在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剥夺或限制其从业资格的内容上,“从其规定”是否意味着完全放弃刑法从业禁止的规定,直接适用行政法律法规对犯罪人进行从业资格剥夺?最后,如果说“从其规定”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的规定,那么“从其规定”援引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有多大?在理论界,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也颇多争议。学者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价值基础,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第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交锋,学界主要存在人民法院说和行政机关说。对于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刑法从业禁止与行政从业禁止之间关系的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修正适用说、同时适用说、优先适用说三种。第三个问题的争议则集中在“从其规定”援引的行政法律法规的范围上,主要存在适用条件“从其规定”说、适用期限“从其规定”说、禁业范围“从其规定”说。将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剖析后,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将各种学说进行完整的梳理,对“从其规定”条文的解释可以从以下方向入手:首先,即使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犯罪人的从业资格限制另有规定的情况下,也要坚持由人民法院宣告从业禁止,以树立司法权威,扩大司法权的影响力;其次,要保证刑法从业禁止的优先适用地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从业禁止的规定只有在具体的个案中为了实现社会防卫的功能补充适用;最后,对犯罪人适用刑法从业禁止,援引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必须始终以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为前提,在禁业期限、禁业范围上适当地限缩。除此之外,“从其规定”的存在,不失为一个将从业资格剥夺体系化的契机:完善对“从其规定”条款的解释,拨开司法实践中的层层迷雾,是将“从其规定”与行政从业禁止中的追责条款衔接起来的基础,实现对违反从业禁止决定的个人追责乃至对用人单位双罚,也许能发挥“从其规定”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