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晚清面临的关键性重大问题,其制度演变、运作特点和外溢效应等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先导性因素和关键变量。清代中前期处在世界格局转变的大历史背景下,自康熙年间正式开始的清政府对俄外交在中国传统外交制度和运行特点基础上,吸收了俄罗斯传递而来的部分西方外交因素,形成了具有“亚现代性”特点的外交制度,这表现在专门的外交事务管理机构、驻京使团、条约体制等方面。同时期清政府与西方其他国家并无这样的对外关系,这使得早期对俄外交成为中国传统外交迈向外交现代化的关键“桥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并没有对清政府的外交制度产生本质性的重大影响。而到了咸丰年间,随着中俄在西北、东北的持续交涉以及后期的京津谈判过程,俄罗斯凭借之前与清政府外交中积累的经验,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压迫清政府让步。清政府在对俄交涉过程中也被迫进行相应的制度和实践调整,对俄外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从具有独特“亚现代性”的外交制度过渡为更具西方现代外交特点的外交制度。这样一来,咸丰年间对俄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现代化过程的关键触发期和初步塑型期,其演变即沿着“传统—亚现代—现代”的路径,促进新外交制度的孕育与成型。笔者发现,目前缺乏对咸丰年间这一特定时代的清政府对俄外交进行系统性、跨学科制度研究的著作。本文主要是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利用相关档案文献,研究咸丰年间清政府开展的对俄外交,重点聚焦其制度演化。导言部分主要是进行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介绍选题缘由、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进行研究综述等。正文用五个章节展开分析。首先是回顾咸丰年间对俄外交的历史背景,继而对中俄在西北、东北地区和京津谈判过程中的交涉进行梳理,分析了清政府对俄外交的逐步弱势和外交决策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制度性因素的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做出总结,认为咸丰年间对俄外交的实践促使外交制度由“亚现代性”向现代化进一步转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结构由以自身为中心的宗藩体系的旧差序结构向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全球性的新差序结构变迁,成为清朝宗藩体系开始瓦解的关键象征。最后在余论中对尚待探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本文的研究,探讨了清政府对俄外交的制度演化对中国外交现代化的促动作用,可以为对俄外交研究作出一定贡献,并探寻传统中国的危机应对与外交制度演变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