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韩国人聚居在虹桥镇,形成了被上海人称为“韩人村”的韩国社区。这一上海“韩人村”中的音乐活动及其功能和意义,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文因此以拥有近二十年移居历史(1992—2009)的上海韩国跨境离散(diaspora)族群为考察和研究对象,通过历时三年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的田野作业方式,考察了位于该“韩人村”里的四万名韩国人的“飞地(enclave)"音乐生活。本文研究目的是阐释“飞地”传统音乐生活在上海韩国离散族群心目中的“意义(meanings)"。从“意义”的研究目的出发,笔者因而采取了“族群性(ethnicity)与音乐认同(music identity)"的理论视角。而考察和写作的思路则聚焦在个人、家庭、社团、社区、机构、学校和宗教组织的离散音乐经历,从中揭示出其音乐认同方面所体现出的各自的“族群性”或“族群立场”,其界限的构筑、维持和调适及原因。笔者在考察中发现,上海韩国离散族群是全球化时代催生的一个新的“经济离散”族群。构成该族群主体的主要是韩国商人及其家属。在“飞地”音乐生活中,出于审美喜好或社会地位的追求,上海韩国离散族群在本士时的音乐生活内容、方式主要以西方古典艺术音乐为主。但来到上海后,其两方式的音乐生活却在韩国飞地里转变为韩国传统音乐生活(包括本士化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音乐生活)。笔者认为,作为精英群体的韩国人之所以热衷韩国传统音乐,是由于两个现实需求造成的。其一、成为上海的“经济离散”群体的“精英”属性的韩国人发现并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差异,表示出对移居地的文化至上而下的文化优越感和“反歧视”现象。其二、不仅如此,上海韩国离散族群还经历着被动的社会结构性不适,即由于移民政策和经济利益竞争的现实所造成的不能够融入移居地的现象。这两点催生了上海韩国人内心强烈的“族群识别”意识和需求。而“标识、构筑和维持族群界限”的最为有力的手段就是韩国传统音乐。因此上海的韩国离散族群开始了一种新的传统音乐生活方式。其中,一方面,在强烈的“标识族群差异”的需求下,占据了约60%比例的韩国人采取了对立立场来应对文化适应中的冲突。该群体利用韩国传统音乐生活划定了族群界限,表达了族群差异,和实践着族群优越感。反映在离散音乐生活中,固守着韩国传统音乐文化,维持着固有的族群音乐认同；而另一边,在强烈的“整合经济关系、缓和文化冲突的手段”的需求下,占据了约40%比例的韩国人采取了妥协立场来应对社会适应中的冲突。该群体利用传统音乐生活建立起了强大又完善的飞地经济关系乃至实体,从而将“飞地”传统音乐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具有资本属性的“族群力”,落实了其在海外生存中重之重的经济利益。因此维持了音乐的认同。同时,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和作用下,妥协立场的韩国离散族群对其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了权益性的调适和改变,产生了新的韩国族群音乐认同。不同的立场及其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族群音乐认同构成分布在笔者文中提出的“族群音乐认同链(music identity continuum)"上,成为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总的来看,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韩国离散族群在海外“飞地”社会文化冲突的适应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族群音乐认同的内涵和外延,即“作为表达文化差异、构筑族群界限”的韩国传统音乐及其生活,和“作为整合族群经济关系、缓和文化冲突”的变化中的韩国传统音乐及其生活。本论文也因为揭示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飞地”传统音乐生活,而在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论文结构安排如下：前言交代论文的研究背景、综述和研究空间,以及从理论、方法、田野考察方面论述本论文的新尝试及其价值；绪论概述历史(1919-1945)和当下(1992-2009)上海韩国“飞地”音乐生活；第一章发现韩国“飞地”音乐生活中传统音乐异常繁荣的特殊现象,提出本文中心问题；第二章阐释上海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文化差异和歧视,因此维持了传统的族群音乐认同内涵与形式；第三章则揭示出上海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社会结构性不适和经济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社会适应冲突,因此维持和构筑了新的族群音乐认同；论文结论认为,韩国传统音乐在海外“飞地”被赋予了凝聚族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