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语言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五四时期白话文选择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内在关系。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至第二章，纵向考察新文学选择白话的历史必然性。第一章，本文将清末民初的翻译运动、新词语的输入、白话文运动、及文学实践活动看作是五四新文学语言变革的前奏，通过简要的梳理与分析，揭示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内在理路。本文认为，近代翻译运动是促使古文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在中外文化的对接和语言的碰撞过程中，古文应对西语的窘境显现出来。从严复、林纾所开创的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语迁就汉语的“意译法”，到鲁迅兄弟所开创的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汉语适应外语的“直译法”，可以看到古文从保守走向开放的最初轨迹。伴随近代翻译运动出现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新词语的输入。国人迎拒新词语的态度，反映了强势文化冲击下特有的社会心理。大量新词语的采用不但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使汉语语言系统开始了悄然的改良。近代白话文运动伴随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兴起。知识精英们试图以白话作为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疏通与下层社会交流障碍的手段。然而，由于只注重白话的工具意义，无视白话的本体价值，并且倡导者本身语言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决定了这场运动的不彻底性。上述三种新思潮合力影响的结果，便是中国文学的近代改良。但是，有限的改良并没有彻底改变由文言主宰的人文世界，思想的新旧杂糅导致了近代文学语言“新意境”与“旧风格”之间“难融”的局面。因此，本文将近代的一系列改良看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期准备，新文学的发生有待于语言的质变。第二章，本文通过概括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分析文白之争背后的价值观冲突、体会五四新人感知和描述世界的崭新方式，进一步揭示白话代替文言的历史意义。本文认为，新文学倡导者出于推翻传统文化，改造中国社会，致力思想启蒙，建设新型文学的目的，必然要求语言的彻底变革。从强调白话的实用意义到关注白话的美学品格，由工具层面的“思想传输”到本体层面的“价值自现”，说明白话文的倡导者正逐步向语言的本质靠近。颠覆文言预示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摧毁，必然会引发新旧势力之间的严正较量。本文通过文化激进派与语言守成者在白话文问题上的三次论争，评析各派主张的内在理据及各自存在的理论偏颇，揭示走向“现代”的汉语将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和面临“失语”的文人不能不具有的悲凉心态。在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的联手运作下，现代汉语语言体系逐渐形成，新文学开始尝试用新的语言方式感知和把握世界。在科学理性和思想启蒙的时代精神感召下，白话文学语言走向了求真、写实、严谨、绵密的“欧化”之路。新文学的语言选择及汉语重塑，对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横向探讨新文学语言规范下的文体流变特点。本文以五四文学的三种主要文体：诗歌、小说、散文的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借鉴形式本体论的研究方法，着重从语言的创新与文体的变革考察新文学的实绩。同时，以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将三种文体形式看作一个系统，通过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与对比，揭示新文学的整体效应。第三章，主要考察五四诗歌的文体新变。古典诗歌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历代文人打磨得精致典雅，整饬的诗行，严谨的韵律，精巧的对仗，蕴籍的意象，已经成为一种陈陈相因的文学范式。当遵循严谨的格律形式只能束缚人们的感情表达，当沿用陈旧的诗歌意象只能给人带来审美疲劳，当采用陈辞滥调的言语方式只能让人觉得情感虚假之时，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便不能不发生了。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体现了五四新文学渴望摆脱古典诗歌的贵族气质而向民间世界回归的趋势：格律的废除，诗体的解放，口语白话的采用，表现出新诗对自然、真率、质朴的美学风格的追求；清新的格调，乐观的情绪，生命力的释放，无不表现出创作主体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然而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诗“自由”的代价，却是诗形的散漫，诗意的寡淡，诗语的直白和乐感的流失。总之，诗人的热情无法掩盖白话新诗整体的平庸，缺乏传统根基支撑的新诗从此走上一条坎坷不平的探索之路。第四章，主要考察五四小说的文体创新。小说的历史尽管源远流长，却始终被视为“小道”而难登文学殿堂。五四前夕，充斥文坛的文言笔记体小说、白话章回体小说及“鸳鸯蝴蝶派”骈体小说，由于一味迎合下层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为“游戏”人生、“娱乐大众”的市民文化；其不思进取的小说体式和程式化叙事方式，已经难以把握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和复杂多变的现代人心。于是，由语言的变革而带来的小说文体的创新也便势在必行了。五四小说的语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向内转”趋势。受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一些小说创作者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层面和情感世界。心理语言、抒情语言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说故事”、重情节的旧套子，形成了具有现代美学品格的散文体小说样式，为现代人找到了审视心灵、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第二是语言写实功能的追求。受西洋写实派小说的影响，一些新小说家也极为重视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与再现。尚真写实、冷静客观的语言风格在“人生派”小说家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然而过于强调写实，也限制了作家想象力的发挥，以至五四小说鲜有非现实手法的奇思妙想之作。第三是语言书面化、文人化趋势。随着印刷与出版业的繁荣，小说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案头新宠；而随着对小说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新文学家染指小说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小说由注重口头讲说到注重书面表达，文学品位在提升，文人气息也便浓厚起来。表现在五四小说中，一是欧化语句的采用，二是写意语言的追求。前者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后者却是传统基因的遗传。然而文人的个人化书写难免产生另一个矛盾，便是与广大普通读者的疏离。第五章，主要考察五四散文的文体流变。中国历来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作“文”一向是文人的专长。五四前夕，以“桐城派”古文与“选学派”骈体文为主的散文创作一味走拟古摹古、“文以载道”的老路，因而遭到新文学的唾弃。白话文的倡导，使散文获得新生，知识者找到了自由抒发个性、表达真情的最佳文体形式。其中，鲁迅等开创的随感式杂文体式、周作人等所开创的小品散文体式，代表了中国文人愤世嫉俗与淡泊明志两种精神追求。本文认为，五四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得益于西洋散文体式的借鉴，更当归功于传统散文底蕴的延续。与新诗和小说相比，散文的个性色彩最为鲜明，文人气质最为浓厚，与传统的关系也最为亲近。结语：从整体上思考五四语言选择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本文认为，新文学对白话的选择，不仅创造了五四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为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五四初期，集结在科学主义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民主思想旗帜下的新文学倡导者，一方面要求文学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希望文学充分表达个性、追求独立精神。反映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中，便是语言的选择既注重其工具层面的“内容传输”意义，也要求有本体层面的“形式探索”功能。前者的偏重，常常使文学难免有新形势下的“载道”意味；后者的偏离，往往使文学钻进“象牙之塔”不免要为时代所遗弃。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这种偏重与偏离的转换，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