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一批日系女作家。牛岛春子跟随丈夫牛嶋晴男~①来到“满洲”,本是戴“罪”之身的她,在这里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在“满洲”,她不仅成为了高高在上的“满洲国”官太太,也成为了活跃在“满洲”文坛上的知名日系女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从最初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到开始自觉性地以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为目的进行写作。她开始慢慢沉浸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神话,开始享受“官太太”身份带来的便利和优越感,并最终忘记了自己曾经的信仰与追求。“满洲国”是牛岛春子“圆梦”的地方。在这里,她借助“官太太”的身份,成功登上“满洲”文坛。“在满”的初期创作中,她刻意回避自身女性的身份,以一种“无我”的状态,在写作中强调男性视角,通过其丈夫眼中看男性,以男性一般理性且强有力的笔锋描写了清一色的男性形象。其中不乏宣传“建国精神”、为“满洲国”的建立涂脂抹粉的作品。《祝廉天》的问世,使得牛岛春子在“满洲”文坛上迅速走红,在日本本土也广受关注。与此同时,牛岛春子的身份开始为世人所知,女性身份的暴露打破了一直以来外界的各种猜测,不仅引发了一阵议论,也给她之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重大影响。《张凤山》中她不再敢公然冒用男性身份进行写作,而是逐渐进入到了“有我”的状态,开始尝试从“后台”走向“前台”,切换为女性视角进行创作。一改以往通过男性视角创作的方式后,其文学创作也从之前的注重理性描写,开始逐渐显现出女性的感性意识和思维。身为一名女性,牛岛春子一生中经历了多次的生产,其中也包括遭遇了一次伤痛的死产。《女人》便是牛岛春子基于自身的死产经历进行创作的一部小说。在失去女儿的痛苦打击下,作者的心境发生了从“满洲国民”回归至“日本国民”的转变。《女人》中她肯定日本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在欢呼日本战争胜利的同时,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在战争中的作用。战时体制下,牛岛春子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变的更具有目的性和煽动性,她从女性视角出发塑造日本女性“军国母亲”的形象,鼓动日本女性发挥生育功能为日本的战争作后方支持。不仅如此,从其自身密集的生育率中也能看到,牛岛春子自身也身体力行,积极生育,充分展现了其为日本战时体制做贡献的决心和行动。牛岛春子的“成就”是“满洲国”造就的。日本战败后,“满洲国”也随之不复存在。牛岛春子也从高高在上的“官太太”沦为了逃亡者中的一员。因为当时其丈夫牛嶋晴男被应征入伍,生死未卜,牛岛春子只能独自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踏上了返回日本的旅途。在长达1年的返迁过程中,她带着孩子经历了多次的寄宿生活和奔走逃亡。在艰难的返迁过程中,她目睹了逃亡中日本女性的悲惨和无助,深刻感受到了日本家长制下女性地位的低下。回到日本之后,牛岛春子并未停止写作,而是根据自身的返迁经历创作了许多返迁题材的文学作品。《笙子》中作者以友人“笙子”的去世为开端,深度描写了“我”和“笙子”的牵绊与联系,其中也通过对“笙子”不幸婚姻生活的细节描写,以及多次强调的“笙子”的不幸与“我”有关等自述,展现了作者对女性形象描写的反思和觉醒。《一次旅行》中作者刻画了友人“茂子”日式“贤妻良母”典范的形象,通过“茂子”婚前少女时代的个性与婚后受不幸婚姻生活压迫下的转变,突出表现其在丈夫与婆婆的夹缝中生存的卑微与无助,展现了日本家长制下女性身份地位的低下。与之相对,作者在小说中又对自己返迁过程中突破世俗的“男装表现”、一次果敢“冒险之旅”等进行了刻画,试图通过自己“扮男装”的行为来打破一直以来束缚“日本女性”的枷锁,重塑了一个向往自由,勇敢果断、勇于反抗日本家长制度的束缚、勇于把握女性主动权的新的日式女性形象。“满洲文学”缺乏真正的写实精神。随着“满洲国”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构筑的“满洲文学”也灰飞烟灭。现在,人们早已遗忘了这一存在。但对这些“负遗产”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实证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教育民众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关注“在满”日系女作家中的代表——牛岛春子,聚焦其文学创作中关于女性形象描写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作品进行研究和比较,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作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变化产生的原因及作者心路历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