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国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像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遭受失败,而是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极大提升。在经济成就方面,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年均增长9.80%以上。同时,中国在消除贫困、教育、医疗、科研、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既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也被许多人所不理解,成了许多人眼里的“谜”。①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了四个前所未有的独特之处：一是,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从增长速度来讲,历史以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保持每年将近10%的增长速度长达30多年。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中国的高速增长还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二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奇迹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非常规”的性质：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处于低水平阶段,如人均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也就是说,按照这些理论的预言,中国不应该有经济奇迹发生。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制度不完善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就是说,中国改革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展开,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而是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政治改革滞后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比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要求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更大的成就。四是,中国在取得伟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经济方面的困局,如：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国有企业效率的低下、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对外依赖程度的畸高、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腐败的盛行……这就愈加彰显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奇迹的意义。因而,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即中国之“谜”(如：张维迎,1998；彼得·诺兰(Nolan),1993；J.Buchanan和汪丁丁,1998)。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呢?能不能找到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视角,既能用以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又能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令人困惑之处?对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大国所出现的“谜”的阐释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知识,也有助于中国坚持业已生成的好的制度、改革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坏的制度,还能促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在世界的推广,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探寻经济起飞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本文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几个突出之“谜”进行解释。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如下：一、提出了一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用以解释中国之“谜”的逻辑框架就已有文献来说,许多经济学家强调了地方政府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张军(2005、2007)、周业安(2003、2005)、张五常(2005、2008、2009),陆铭和陈钊等人(2005、2006)、周黎安(2005、2007、2008)、徐现祥(2006)等等；也有许多学者探讨了地方政府竞争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如：地方政府竞争对民营化的影响(张维迎等,1998)、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流入的影响(庞明礼,2007)、地方政府竞争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张军等,2007)、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周黎安,2007；陆铭和陈钊,2006)等等；还有一些人探讨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来源,如：周黎安认为中国政治领域中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是促成地方政府竞争的根本、张五常认为中国的土地分成制度是生成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制度安排......然而,现有文献还未能提出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逻辑框架,既能分析中国推行改革和开放时所面临的约束、又能指出地方政府竞争之所以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还能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下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和其中出现的诸多困局。为此,本文的第2章构建了一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逻辑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回答了上述问题,并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缔造中国之“谜”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在这个框架中,我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原因,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诸多效应以及知识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二、分析了形成地方政府竞争所需的必要条件：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制度安排激励很重要,把激励搞对,一国的经济才能起飞和发展。就一国来说,不仅要搞好企业治理,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实施有效的激励；同时,鉴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要搞好政府治理。而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政府。地方政府的决策是地方官员做出的,地方政府的整体行为也是官员个体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地方官员背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什么,才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对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约束是多方面的,不是某种单一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着这些官员一方面为辖区的经济增长而出力献策、四处奔波,一方面也为了其私利而进行腐败、忽视民生或采取其他可能导致诸如市场分割、倾向城市的公共品提供、低就业的增长等效应出现的行为。因此,本文的第3章研究了改革开放后激励和约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制度安排,认为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财政分权制度；二是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三是事权上的属地化行政逐级发包制；四是中国的党政关系安排；五是中国的混合型地区组织结构；六是中国的关于如何做官的传统文化及对关系网络的重视等非正式制度。同时,本文对这些制度在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官员时所起的作用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三、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的影响一般来说,腐败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公平主义。然而,为什么中国在腐败程度如此高的情况下,却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呢?如果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促成中国之“谜”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那么地方政府竞争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的第4章为此构建了一个模型,试图探讨在中国政治领域中实行的晋升锦标赛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晋升锦标赛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即,一方面晋升锦标赛和地方政府竞争能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廉洁从政、努力工作,以便促进辖区的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更高的晋升机会；另一方面,晋升锦标赛和地方政府竞争又会促使地方政府官员涉足腐败。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地方政府竞争下,职位薪酬只能在满足参与约束条件下起杜绝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作用,而一旦地方政府官员决定进行腐败时,所谓的“高薪养廉”对降低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作用甚微,真正起作用的是高低职位间的薪酬差。同时,地区间的增长条件差异、政治环境差异、反腐败的投入差异、司法的公正与透明度差异等因素会通过诸如“破罐子破摔效应”、“示范效应”、“大染缸效应”等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是致力于腐败还是致力于清廉产生重要影响。四、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选择、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四个重要现象是：第一、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展开激烈竞争；第二、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第三、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就业的低速增长并存；第四、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资本收入占比不断提高,而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为什么会存在看似如此矛盾的现象?有没有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可以同时解释这四种现象呢?本文的第5章构建了两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型。第一个模型说明了地方政府竞争下,地方政府之间会展开“招商引资”大战,而且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越激烈,为此而展开的“招商引资”大战也会越激烈。第二个模型则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下,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对就业、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增长而展开竞争”之下,将产生以下三种效应：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更强的增长效应,因而,地方政府及官员更愿意引进、扶持那些规模大、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而忽视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也就导致了中国许多地区的中小企业在金融上、政策上、市场准入上长期得不到公平待遇。同时,也派生出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各地区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严重,而且那些增长拉动效果大的产业的同构程度将会很高。二是导致“低就业或无就业的增长”。在各地区偏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时,由于中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这种偏离要素禀赋的发展,就会发生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力,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的现象,即出现“无就业或低就业的增长”。三是导致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断下降,而资本性收入所占份额会不断提高。由于偏好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会导致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增加,资本和技术的价格上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这就会带来劳动分配份额在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五、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地方政府竞争下,为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就会萌生出投资的冲动,从而导致中国的经济过热；一旦过热,中央政府将采取紧缩措施和政治惩罚,这又会引起经济的紧缩。这样,就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的第6章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用HP方法分离出GDP构成中的各波动项,然后寻找各波动项对GDP增长率的波动项的影响大小。我们利用1990年至2004年每年的GDP总量、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各项信贷总额、以及价格指数等数据,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在地方政府支出和受地方政府影响的投资波动是引起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