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更为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由此开启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但国企改制的推进,引发了一系列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职务犯罪行为。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扩充了国家部分出资企业[1]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不同于刑法第93条与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与统一,《意见》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外部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扩张至“内部任命”型国家工作人员,虽及时有效地惩处了腐败犯罪,但极度扩张的认定方式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法理问题。首先,《意见》对“委派”之义的扩张,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虞。一方面,国家部分出资企业作为民间资本与国有资产融合的代表,扩张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旨在强调对国有资产的特殊保护;但国家部分出资企业并不实施公务行为,其中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也无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与公正性,扩张认定更背离法益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国家部分出资企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公司资产为公司所有,全部视为公共财产违背了公司财产不可分离的原则,亦破坏了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法律原则。司法实践对《意见》的泛化适用致使近年来身份类犯罪主体飙升,却无法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统一规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适用《意见》应从国企改制的背景出发,以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明晰相关概念,限制《意见》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无限扩张。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进行合理限缩。具体而言,应以“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对任命组织进行限定,改制前的“组织”往往为国有企业委托的改制小组,改制后的“组织”则应以公司章程的明确规定为准,认定具有该职责的党委、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为该任命主体。同时,将被任命人员职务的国有资产专属性作为实质要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缩。据此,对企业内部任命型国家工作人员[2]进行双重限定,才能在确保国有出资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有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