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着较高增长水平,巨额投资亏损事件屡见不鲜,这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及其治理问题敲响了警钟。依据公司财务原理,投资支出主要依赖于投资机会,但也受融资约束或代理成本的影响,还与内部经营净现金流相关。投资支出对投资机会的依赖程度即投资-机会敏感性可表征投资效率,投资支出对经营净现金流的依赖程度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可表征融资约束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干扰。本论文选择2003-2010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样本数据,基于投资-机会敏感性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实证检验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与外部董事的治理问题,并对“外部董事控制型董事会”的投资决策与微观治理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首先,论文建立了一个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投资支出模型,并基于此分析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和次贷危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从投资-机会敏感性的角度检验企业投资效率随外部环境变迁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随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改善,次贷危机期间又有所降低,且融资约束的增大会加深投资效率下降程度,而国有控股则有助于减轻投资效率的下降。随政府控制层级的降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逐次降低,省级政府控股企业的投资效率随改革进程的变化最为显著。其次,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检验集团型企业投资存在的跨部门补贴及其影响因素问题,集团内跨部门补贴会导致成员企业非效率投资,损害投资效率。研究表明:企业集团通过跨部门补贴一方面可以减轻被补贴方(高融资约束成员)的约束程度,另一方面又会增大补贴方(低融资约束成员)的约束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轻集团内的跨部门补贴。部门经理层代理成本的增大既可以减轻集团对于补贴方的资源转移程度,又能使集团缓解被补贴方融资约束的作用减弱,这说明跨部门补贴主要在经理层代理成本较低的部门之间进行。大股东的代理成本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补贴方的资源转移程度,却促进了被补贴方融资约束的缓解。随着企业集团政府控制层级的上升,跨部门补贴现象逐渐减轻。再次,根据投资暴露出的治理问题,基于投资-机会敏感性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检验外部董事对于投资活动的治理有效性。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治理职能主要体现为监督职能,股东委任董事的治理职能主要体现为咨询和资源提供职能。国有控股企业的外部董事主要发挥监督和咨询职能,私营控股企业的外部董事主要发挥资源提供职能。地方政府控股企业的两类外部董事的治理职能相互补充。中央控股企业的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出监督职能,而股东委任董事也没有发挥出咨询职能,两类外部董事的治理职能形成了错位。最后,基于“策略信息传递”投资模型,对外部董事控制型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及其微观治理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外部董事占多数可在董事会的投资决策过程中起到监督制衡内部董事的作用。内部董事在信息揭示增加的期望利润能够弥补其私人利益损失时进行信息传递,从而促进外部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和投资绩效的改善。外部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知情概率的提高对内部董事的信息揭示有激励作用,而内部董事的代理成本和外部董事的监督成本则对内部董事的信息揭示有抑制作用,进而也会制约外部董事治理职能的发挥。以上结论为深化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