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在中国古典诗论中处于总结者的地位。但由于王夫之本身著作卷帙浩繁,因此,如何把握其诗学体系,就成为目前王夫之诗学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零散而繁多的表述背后,王夫之有一套逻辑一致、思想一贯的诗学体系,而此体系是以“诗教”为其诗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即在基本的儒家诗教立场上接续中国诗歌传统,充分重视诗中之“情”的传递和表达,从而达到教化和审美的共同繁荣。可以说,“诗教”这种注重诗歌教化功用的理论并不妨碍船山对于诗作为文学的深刻认识,但这种内在逻辑又规定、限制、影响着他的关于文学的论述面貌；同时,他的关于诗作为文学的本质性论述,又内在地深化他的“诗教”理论——二者是统一、辩证的整体。在此意义上,作为大儒、同时又作为文论家的王夫之,才真正展示出了儒家文论的内在丰富性和可能性。本文分四章。绪论提出问题后,第一章回顾了船山之前“诗教”观念发展的历史线索。我们选取了与船山关系最密切的三个节点——孔子、郑玄与《诗大序》、朱熹,且每一次都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在这些“诗教”观发展的节点上,儒家如何界定“诗”?如何界定“诗”的作用?又如何论述“诗”之为教?在讨论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船山对历史上诗教观的继承和对话关系。第二章阐述了王夫之的诗教观。可以发现,在船山那里,“诗言志”与“诗言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涉及到船山关于“情”的复杂术语系统和他对诗教、乐教关系的看法。这其中既有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复古式回溯,也有船山对于诗乐作为教育手段的现实思考。同时,在讨论诗教如何进行的时候,他也将此问题推向了前人未发的哲学层面,即思考诗之为“教”如何成为可能。第三章主要从哲学和史学两个维度对船山的诗教观进行考察,以此回答在船山的诗学观中诗教如何成为可能以及为什么诗要为教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与船山哲学体系和明清之际特殊问题意识分不开的。第四章以诗教观为原点考察船山诗学的逻辑。我们认为,正是以诗教为出发点,船山才在其诗学体系中对诗情的内容、面貌、风格、表达方式有了一系列标准和范本；基于此,船山建立了一整套关于诗如何创作、如何欣赏的体系,并且以此进行诗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