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定罪量刑过程中情感因素的研究并不是学者情感上的意气用事。基于对情感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性的推崇，一直以来，在刑事司法领域情感因素始终被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被根本排斥。但是，近四十年来，随着情感心理学、情感社会学的发展，以及重大争议性案件的频发，对情感因素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研究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的焦点。本文在整理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情感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界定，紧接着对情感与定罪量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然后围绕着定罪量刑过程所关涉的法官、犯罪行为人、公众、被害人四元主体分别对其情感因素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展开论述，最后提出了定罪量刑的四元互动结构，并指出在四元互动结构中，四元主体的情感因素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方式展开论述，除导论外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为情感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一部分，文章的重点是何为情感以及情感与相关概念的厘定。在分别介绍情感在心理学、社会学上的概念之后，笔者提出本文语境下的情感概念，即认为刑法中的情感应当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首先，它是心理学中的一种主观体验，即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需要所产生的态度体验，喜、怒、哀、惧、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都是刑法关注的对象。总之，心理学中有关情感的特点同时也适用于刑法。其次，它还是社会学中的一种社会现实，即一种主观的社会现实。因为情感是心理过程的一个方面，所以具有主观性；又因为情感还是一种社会事实，对行为的展开具有推动作用，在社会的交往活动以及社会建构、社会秩序维护方面都有现实意义，因此又具有社会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对情感与情绪、情节、以及理性的区别与联系做出了详细且明确的介绍。对上述问题的界分构成了全文的理论根基。第二章：情感与定罪量刑的关系。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对传统定罪量刑与情感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即基于对情感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性的推崇，传统的某些观点，如对极端法条主义的崇尚、对电脑量刑的提倡以及对民意的驱逐等错误地将定罪量刑与情感生硬隔离，从而造成了定罪量刑不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分离、定罪量刑判决无法得到公众认同等后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分别从定罪量刑的机制与根据、定罪量刑的目的与价值等方面分别探寻定罪量刑与情感其实并非是“相忘于江湖”的。一方面，从定罪量刑的机制与根据来说，首先，笔者认为定罪量刑过程并不是一个国家对犯罪人进行单向性和封闭性的处理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法官与犯罪行为人、被害人、社会公众沟通协调的过程。换言之，定罪量刑的机制需要情感的融入。其次，笔者认为，定罪的根据为具有定性作用的犯罪构成与具有定量作用的情节严重与否的综合，而量刑的根据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对犯罪构成各要素的认定与解释还是对情节的认定与解释都离不开情感因素的介入；就后者而言，情感对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认定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从定罪量刑的目的与价值来说，首先，笔者认为定罪量刑的根本目的等同于刑罚的目的，即报应与预防。即无论是报应还是预防都有情感的显现。其次，笔者认为，刑罚的定罪量刑的价值也等同于刑罚、刑法的价值，即包括正义、秩序、自由等。事实上，作为基本价值的正义、秩序、自由从来就不是与情感绝缘的，情感是价值的载体，价值体现着情感的“温情”。进一步，笔者认为，伴随着法官定罪量刑整个过程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足于上述两个方面，定罪量刑过程中需要情感的融入便水到渠成，这也为下文论述埋下伏笔。第三章：情感在定罪过程中的展开。在本章中，笔者将从法官、行为人、公众以及被害人四元主体的角度分别论证，即论证四元主体各自的情感因素分别对定罪产生影响。本章一共分为四节内容。第一节为法官的情感与定罪。本部分在对理论上存在的误区予以揭示之后，提出法官的情感因素对定罪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解释论（对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对情节的解释）的影响以及对方法论的影响（以罪定刑、以刑定罪）来实现的。对于解释论而言，无论是对法益侵害性的解释还是对相当因果关系的解释，归根到底都是需要情感涉入的；对于后者而言，在重大疑难案件中，以刑定罪的逆向思维方式也是在公平情感支撑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法。第二节为行为人情感与定罪（被定罪）。本部分认为行为人的情感因素对定罪的影响是要是通过行为人情感因素对主观罪过的影响来实现的。在提出情感因素居于罪过三要素（认识、情感、意志）核心地位之后，本节对情感因素在具体罪过形式中的体现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直接故意的心理构造为：直接故意=强知（或弱知）+敌视+强欲；间接故意的心理构造为：间接故意=弱知+漠视+弱欲；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理构造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弱知+轻视+弱欲；疏忽大意的过失的心理构造为：疏忽大意=无知+忽视+无欲。明确行为人的情感因素在罪过构造中的地位、作用，为对其准确定罪奠定了基础。第三节为公众情感与定罪。本节在论证了公众情感可能对定罪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之后，提出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制度上与方法上的完善实现。本节认为，在制度上可以借鉴陪审制度，而在方法上应努力实施“反馈式影响”法。第四节为被害人情感与定罪。本节认为，被害人情感，从刑法的传统理论来讲，一般并不能对以法官为主导的、以行为人为对象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曾经被放逐的被害人地位的重树，“犯罪人——国家”的二元刑事法律关系模式被打破，这为被害人融入定罪过程提供了契机，其中，被害人情感对定罪产生影响的路径即为刑事和解。第四章：情感在量刑过程中的开示。在本章中，笔者承接上一章的研究方法，仍然从四元主体的角度分别论证各自的情感因素对定罪量刑过程产生的影响。本章也分为四节：第一节为法官情感与量刑。本节在分析了量刑过程介入法官情感的可行性、正当性之后，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估堆量刑还是现实最高法推行的规范化量刑都不可能抹煞、剔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也就不可能排除其情感因素的影响。对于法官来讲，科学合理的量刑过程应当是量刑技术与量刑情感的统一。第二节为行为人情感与量刑（被量刑）。本节以激情犯为视角，将行为人的情感分为社会性情感与反社会性情感。基于此分类，本节认为，从量刑的根据着手，以反社会情感为类型的犯罪行为反映了行为人较大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故量刑中不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而以反社会情感为类型的犯罪行为反映了行为人较小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故量刑中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第三节为公众情感与量刑。本节认为公众情感对量刑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公众情感能够侧面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实现路径上，主要有“第三方权力介入型”与“情感沟通型”，相比较而言，后者才应当是正确的、良性的司法路径。第四节为被害人情感与量刑。在本节的讨论中，笔者认为，无论从刑罚的根据上讲，还是从刑罚的目的上讲，作为刑事被害人，其基本情感都应当成为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质言之，被害人情感影响量刑的途径便是化身为酌定量刑情节。第五章：四元主体互动下的情感与定罪量刑。前文的论证是基于单个主体层面地、个别地、静态地考察，并没有从整体上进行宏观把握。事实上，定罪量刑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下的互动沟通的动态过程。本章中，笔者试图通过社会互动理论的引入详细论证定罪量刑是一个与互动理论相契合的过程。同时，笔者将基于四元主体互动的视角，勾画出定罪量刑中所关涉的四元主体关系的三维立体图形。并指出，在四元的互动诸种形式中，以行为人与被害人、公众之间的冲突为基本前提，以法官与行为人之间的强制为主要手段，以法官与被害人、公众，被害人与公众之间的合作为必要补充。通过对各种形式的互动关系的分析得知，在定罪量刑的互动过程中，各主体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力划分则为：以行为人情感为基础，以法官情感为主导，以公众情感、被害人情感为参照、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