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目前基础和临床的大量研究资料都证实炎症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的发生、发展及由其导致的临床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DCs作为激活T淋巴细胞最主要的抗原提呈细胞,拥有着决定T淋巴细胞活化、凋亡及聚集等的重要功能[2]。DC和另外一种拥有抗原提呈功能的细胞——巨噬细胞都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3]。DC存在于人体的许多器官和组织中,虽然这些DC都具有抗原呈递功能,但在具体作用方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4]。根据DC表面表达的分子标记物可将其分为不同亚型[5]。虽然巨噬细胞也有抗原提呈功能,但更扮演着吞噬侵入人体的外来物质的“清道夫”,其抗原提呈功能与DC相比要弱的多[6]。与巨噬细胞不同,DC可以感受到人体内环境的微小变化,是专职的抗原提呈细胞,拥有强大的激活幼稚T淋巴细胞的功能[7]。1967年,Mosier[8]发现在抗原和T/B淋巴细胞之间需要一种“辅助细胞”来特异性激活T/B淋巴细胞,并将这种细胞称为“信息传递者”。现已知道,DC、巨噬细胞和部分B淋巴细胞均可起到这种“信息传递者”的作用,而DC是将抗原物质传递给T淋巴细胞的最主要的抗原提呈细胞,被称为“专职抗原提呈细胞”。概括起来,DC的抗原提呈功能就是先在人体外周捕获侵入人体的抗原物质,继而迁徙到淋巴器官,将经过处理的抗原物质以抗原肽—MHC分子复合物的形式提呈给幼稚T淋巴细胞,从而激活T淋巴细胞,使其分化为对DC所提呈抗原物质具有特异活性的成熟T淋巴细胞。在这一过程中,DC也从抗原捕获样式转换成T淋巴细胞的激活样式,并在T淋巴细胞带的周围定居下来,继续起着提呈抗原物质和释放协同刺激信号的作用,使T淋巴细胞达到最佳的活化状态[9]。从19世纪就开始了对免疫炎症机制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中地位的激烈争论。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圣称免疫炎症机制在AS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首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当时其观点并未得到其他病理学家的认可[10]。随着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现代研究方法的进展,T淋巴细胞等免疫炎症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逐渐被发现。在小鼠模型中采用定向敲除编码协同刺激信号和促炎症反应细胞因子的基因后,AS的发生率显著下降；同样,采用转基因方法增加免疫反应强度则可加速AS。因此,AS是一种慢性免疫炎症疾病的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11]。血液中高浓度的胆固醇被认为是启动这一免疫炎症反应的首要因素[12]。胆固醇在血液中主要是由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运输,这种运输形式主要是由酯化的胆固醇和三酰甘油外周包裹着磷脂、游离胆固醇和载脂蛋白B100(apolipoprotein B100,ApoB100)外壳构成[13]。ApoB100与细胞外蛋白聚糖相结合可使该复合物运输形式通过离子通道,从而造成LDL在血管内膜沉积。随后,LDL可以被内膜中的髓过氧化物酶、脂氧合酶以及内膜中的其他氧化物质氧化,形成氧化型LDL(oxidized-LDL,oxLDL),而DC可以捕获oxLDL然后将其递呈给T淋巴细胞,从而参与AS斑块的发生和发展。实验研究证实,在载脂蛋白E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中注入负载oxLDL的DC可导致AS的发生[14]。在小鼠中,胆固醇可触发血管内膜下DC对脂质的摄取,从而引起最初的泡沫细胞和脂质条纹的形成[15,16],而活化的T淋巴细胞可促使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吞噬脂质,形成更多的泡沫细胞并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17]。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外周血DC的数量和功能均出现显著异常[18],CD11c+mDC数量显著减少,而pDC数量无显著变化,mDC/pDC≥4对于区分急性冠脉综合征和稳定性心绞痛具有重要意义[19]。另外,冠心病患者血浆FMS样络氨酸激酶3配体(FMS-like tyrosine kinase3ligand,Flt3L)水平显著降低,并与DC数量存在显著相关性,而粒细胞—巨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水平无显著变化。作为对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的反应,mDC可上调CD83和CD86表达,但CC趋化因子7受体(C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7,CCR-7)表达和IL-12分泌无变化；相反,患者低表达CD83和CCR-7,眯喹莫特(imiquimod)过夜孵育CD83表达和INF-a分泌仍无显著上调。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冠心病患者外周血mDC功能正常,而pDC功能下降。在脑血管AS病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DC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证实,颈动脉壁存在DC,不稳定斑块中的DC数量是稳定斑块的10倍,而且DC数量与颈动脉AS导致的卒中风险密切相关[20]。不过与冠状动脉等其他部位的动脉相比,脑血管(特别是颅内血管)的解剖学结构存在其特殊性。与颅外血管相比,颅内血管的内弹力层和外膜结构均不发达。目前,有关DC在脑血管AS病变过程中发挥怎样作用的研究并不充足,因此DC及其各个亚群在脑血管AS病变过程中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目的：如果免疫炎症反应的确在AS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作为人体最主要的抗原提呈细胞,DC的数量和功能在外周血中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由AS导致的脑血管狭窄患者的外周血中DC的数量和功能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脑血管狭窄程度越重这种变化也将越显著性。阐明DC在由AS导致的脑血管狭窄患者的外周血中数量的变化规律,可从侧面验证免疫炎症反应在AS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与冠心病患者外周血中DC的变化规律相互验证,为建立针对DC防治AS的可能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及分组：因此我们选取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病人63例作为研究对象,严格控制入组标准,经过筛选,认为导致脑血管狭窄的原因为AS。入选患者均行DSA检查,观察血管包括：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和椎动脉的颅外段、锁骨下动脉的椎动脉开口以近端、大脑中动脉M1段、椎动脉颅内段、基底动脉、大脑后动脉P1段及大脑前动脉A1段。脑血管狭窄程度测量方法按照NASCET方法进行测量。对各观察动脉分别进行评定,多血管存在狭窄者根据狭窄程度最重的血管进行分组。根据DSA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4组：DSA检查脑血管未见狭窄者作为正常对照组,DSA显示脑血管直径狭窄程度<70%的患者作为轻中度狭窄组,DSA显示脑血管狭窄程度≥70%者作为重度狭窄组,脑血管支架植入术后患者作为支架术后组。研究对象在珠江医院介入中心进行脑血管造影检查,术后由不知情的专门从事脑血管造影检查及分析的人员依据测量结果对脑血管狭窄程度进行评估,于脑血管造影术前空腹抽取外周动脉血4ml(EDTA管,肝素1mg：5ml抗凝)。并记录入组病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血压、吸烟、饮酒、糖尿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检验指标。对获取标本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DCs亚型的比例。统计学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分析。结果：外周血中骨髓样树突状细胞(myeloid dendritic cells,mDCs)的比例在各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1),类浆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pDCs)的比例在各组间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065)。mDCs在各组间比较结果：正常对照组与轻中度狭窄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275),正常对照组与重度狭窄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40),正常对照组与支架术后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473),轻中度狭窄组与重度狭窄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01),轻中度狭窄组与支架术后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1.000),重度狭窄组与支架术后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297)。因此在本实验中nDCs的比例在由AS导致的不同脑血管狭窄程度患者外周血中存在重新分布的现象；pDCs的比例没有显著性变化；支架术后病人外周血中nDCs及pDCs的比例均没有显著性变化。结论：这一结果说明在脑血管AS病变中,外周血DC的数量出现显著性异常,CD11c+mDC数量显著减少,而pDC数量无显著变化,并随着脑血管AS病变程度的加深,这种变化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