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法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在现阶段我国司法环境下,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特色的证据收集制度——律师调查令制度。自1998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创新性的推出试点,对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进行实践。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且在全国各级法院都针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创新。虽然在现阶段,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阻碍,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一项证据收集制度的独特作用。本文通过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这一带有我国本土特色的证据收集制度,探究其基本内涵,以及法学界提出的“公权利属性”“私权利属性”“双重权利属性”三种学说来分析其属性特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立法现状按照时间脉络进行梳理,并从中选取北京、广东、江苏、吉林、江西这五个省份地区的律师调查令制度规范性文件,对比分析出各地实行过程中的异同,进而归纳出现有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所面临的的实际困境。针对其存在的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持、适用条件模糊、运行程序不统一、社会认知度较低、缺乏适当的惩戒机制等问题,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德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日本当事人照会制度、英国证据开示制度和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内容、程序范围等,从中汲取适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规律的证据收集方式方法。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探寻我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完善方向:完善立法,明确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律属性;统一律师调查令中具体规定的各项内容,主要包括统一申请主体、扩大适用阶段、拓展证据种类、明确申请程序等六个方面;提升社会认知度;健全完善惩戒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主要包括完善惩戒机制、健全相关配套机制两方面。总而言之,律师调查令制度在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维护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本文旨在通过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基本内涵、属性、实行律师调查令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基于我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实行现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参考大陆法系中德、日两国以及和英美法系中的英、美两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基础之上,探寻适合完善我国此项制度的方法路径,进而为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