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对“故事”进行重写已成为一种传统。在不同种类的新编故事中，将带有明显的、标志性的思想、情感倾向性的“故事”，诸如古代典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重新阐释，更是许多作家的心头所好，鲁迅和刘以鬯都是个中好手。由于两者所处时代与空间不同，若将“故事新编”题材创作看成一种延续性的过程，他们的创作便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两个“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点”的对比研究，考察“故事新编”题材在创作发展中的特点和趋势，以及之所以会有此种趋势背后的因素，从而总结出更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论文在前言中对“新编”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将论文主体进行了简要阐释，随后就主体的四部分展开论述，并试图对其表现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做出概括：一、险恶都市中的故事新编——鲁、刘故事新编诞生的现实语境。鲁迅的《故事新编》表现的是他一贯的写作立场，即积极关注并参与社会现实，在对旧文化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新的文化，这与他所处的险恶政治环境密不可分。而生活于都市商业背景之下，其自身处境和思维方式乃至写作本身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在《故事新编》作品中表现为强烈的都市体验和“物”的群魔乱舞。与鲁迅所处的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击不同，刘以鬯所处的香港社会是商业因素压倒一切，它要求作家创作必须紧随市场走向。刘以鬯深谙香港文学发展之道，且饱含保存和延续严肃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于是依靠数十年的卖文生涯养育着自己严肃文学创作。他的“故事新编”就是这种险恶环境下严肃文学创作的硕果。二、“到底意难平”——鲁、刘“故事新编”创作中的紧张感。鲁迅与刘以鬯的故事新编都并非意义单一的文本，他们的创作中都包含着矛盾心态，论文将其称为创作动机中存在的“紧张感”。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鲁迅的“紧张感”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功利需求与表达寄托个人情感需求之间的矛盾，到刘以鬯这里则表现为“雅”与“俗”之间的斡旋调和。三、“借古喻今”与“以旧赋新”——鲁、刘“故事新编”主体介入的不同策略。鲁迅、刘以鬯的“故事新编”小说均体现了强有力的主体介入，但重写的策略不尽相同。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文本的空间形式上：鲁迅采取的是借“前文本”古代神话、传说、经典文献中的人物、事迹来隐喻当下的现实情境的“借古喻今”之法，刘以鬯则采取将现代人的心理安放到古人身上，通过主题变奏、技法探寻等方式来将“故事”赋予新的生命。四、“彷徨战士”与“睿智顽童”的新故事——鲁、刘“故事新编”中不同的人文情怀。由于强烈的“为人生、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启蒙意图，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同时他也在从民间文化当中寻找改革的出路，挣扎彷徨之余，一种悲剧感和宿命感油然而生。刘以鬯的“故事新编”小说体现出的是一种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精髓的“兼容并包”之感，一位睿智、从容、亲切而又顽皮的老作家跃然纸上。他赏玩着笔下的人物，用游戏的态度使艰辛的创作生活变得轻松。从鲁迅、刘以鬯两者创作时的现实境遇、创作中的紧张感、主体介入的不同策略以及蕴含的不同情感体验、文化人格进行了探讨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类似于“主题史”似的研究结论。鲁迅的《故事新编》到刘以鬯的一系列“故事新编”类作品，体现的是中国作家从“兼济”到“独善”的历程。两者身处不同时空，具有迥异的文化人格、情感体验，但是共同拥有对文学的不变的赤诚和守望，以及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