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以鲜明的革命意识、阶级话语为主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关于它如何发生，如何承接20年代文学革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关于它的走向，如何转向40年代抗战文学，学界并无多少关注。　　 本文就是要梳理左翼文学由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的复杂过程，探讨、分析这一过程中的分歧与争议。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界内部在从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时产生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界和右翼文人在民族话语上的对立。本文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即上下两编的内容。上编主要探讨左翼文学的民族话语如何形成以及对于期间所引发的争议的分析，下编是考察这些争议如何结束以及对于左翼民族话语最终指向的探微。同时，在上下两部分的内容中，又处处兼及整个左翼文学和国民党右翼文学在民族话语上的分歧与对立。　　 具体说来，上编首先分析探讨“国防文学”口号的产生、意义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的发端，这一口号是在党的政策指引下配套“国防政府”主张而被提出，并以党团组织名义贯彻和宣传。这就造就了“国防文学”的迅速流行和扩展，另一方面，也因此形成了对作家实际的人生体验、文学感受的挤压。接着是有关左翼文人心目中的“国防文学”题材、作品的分析解读。过去我们在谈论“国防文学”时，更多关注于其政治路线是非的厘定。的确，要探讨“国防文学”，就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政治政策因素，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方面。“国防文学”尽管是配套党的国防政府主张，但它一经提出，就有在文艺上的界定和把握：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属于“国防文学”，什么样的作品不属于，“国防文学”应该写什么，如何写?为此，“国防文学”提倡者列举了一系列他们心目中的样板作品和题材领域，获得较多认可的是苏联作品《对马》、岳飞题材、夏衍的《赛金花》。然而在左翼阵营中，鲁迅等人对于上述作品和题材的理解与“国防文学”提倡者有很大不同。正因为这些不同见解，才有了左翼内部民族话语的分歧，也就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形成以及由此引发的“两个口号”论争。对于这场论争，学界过去更多关注于政策是非的厘定，或如何分析两派“误会”的产生，这实际上模糊了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时分歧的焦点。左翼文学界民族话语分歧实质是选择信奉政策至上还是坚守个人主体性的问题。鲁迅是坚守个人主体性的代表，这就使得他不仅和“国防文学”提倡者在民族话语上有所分歧，也和同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有所不同。通过对“两个口号”之争的再解读，通过对鲁迅和冯雪峰的差异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的复杂性，也能更深入洞悉左翼民族话语分歧的本质。　　 左翼文学界民族话语分歧焦点在于鲁迅，鲁迅的逝世也使得分歧有可能走向结束。事实上也是如此，真正开始形成左翼文人“不计前嫌”地走在一起，正是大家开始共同投入到追悼鲁迅的活动中，展开了民族话语宣扬。“中国高尔基”成为左翼对于鲁迅的盖棺论定，这一称号也蕴含了阶级性、民族性以及世界性的复杂纠缠。鲁迅之后郭沫若成为文艺界的民族旗帜，甚至他比鲁迅具有更广泛的认可性，毕竟，郭沫若曾获得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认可。左翼文化界坚定不移地推举郭沫若为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并以党组织的名义向左翼文化界内部传达，这也意味着左翼文艺界因先前民族话语产生的分歧，在以郭沫若为首的名义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郭沫若从革命文学的代表到民族旗帜的象征再到被认为是左翼新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大约可以被视为左翼文人尤其是国统区左翼文人共同文化选择的体现。标志着左翼文学民族话语最终走向的是新启蒙运动以及由这场运动所引发的连贯反应。新启蒙是由陈伯达最早在声援支持“国防文学”时所提出，它不仅是对过去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现实化的倾向。尔后在延安，新启蒙运动者帮助毛泽东真正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虽然这些都是思想文化上民族化的体现，但有了这一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文化理论支撑，很自然事实上也很快就波及文学领域。这就是由延安所引发的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也可视为左翼文学民族话语的最终走向。　　 最后本文以“余论”的形式探讨党中央和一些领导人对于左翼文学民族话语转向中“两个口号”之争的表态。这么做并非以领导人的态度来做是非优劣评价，而是通过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表态的分析梳理，来阐述“两个口号”之争在随后不断被扩大化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在“两个口号”上纠缠不休，并进一步分析其后来对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学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以及对于建国后文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