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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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历史格局的动荡和人文学术界的思想变迁,使历史的书写出现了表征危机,本文旨在通过对怀特、詹姆逊、拉卡普拉等关于历史观念和表征方式的分析,考察后现代语境中历史表征如何可能的问题。本文认为三位理论家跨越学科界限,诉诸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方法使历史书写突破了陈旧的“真实”观念,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表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代表了历史书写的三种面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认为历史书写摆脱客观性尺度的藩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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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历史格局的动荡和人文学术界的思想变迁,使历史的书写出现了表征危机,本文旨在通过对怀特、詹姆逊、拉卡普拉等关于历史观念和表征方式的分析,考察后现代语境中历史表征如何可能的问题。本文认为三位理论家跨越学科界限,诉诸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方法使历史书写突破了陈旧的“真实”观念,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表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代表了历史书写的三种面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认为历史书写摆脱客观性尺度的藩篱,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模仿论范式,历史与文学在对话交流乃至更为多元的互动关系中相互确证和相互创造,在伦理层面达到了新的统一。本文主要分为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论五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论述了历史书写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和重要原因,指出历史学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在接受了语言学转向的前提下,重新思考了语言在历史表征中的重要功能,从而拒绝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由于历史书写是一个文本化的过程,而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具有同样的诗学特征,因此本文以“文本”的跨学科概念在史学和文学之间进行通约,为怀特、詹姆逊和拉卡普拉关于历史再现或“文本化”的理论论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一章从历史文本的解构者怀特入手,探讨了其关于“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的两种历史观念以及现代主义事件的文本建构问题。他认为任何历史文本都具有诗学本质,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没有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实践的过去”的文本化过程中,文学形式是其重要载体。就极端的历史事件而言,怀特以“比喻因果律”将其转化为总体历史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从而认为需要借助现代主义文学的手法加以再现。第二章论述了詹姆逊的历史哲学观念以及其再现方式。詹姆逊认为历史是一种总体化的辩证运动,是各种新旧生产方式的交叉重叠和发展推进,并不断被统一进一个单一的历史之中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本身是不可见的,必须经过辩证的符码转换,进行文本化才能被阅读和认知,文学叙事是糅合各种局部历史并在各种历史的重叠和交叉中使真正的历史得以显现的重要手段。詹姆逊将文学叙事视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它不是对历史古板的模仿,也并非被历史决定,而是在审美形式中对历史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第三章以历史创伤理论的重要代表拉卡普拉为核心,阐述了其关于创伤历史的再现问题。拉卡普拉糅合了历史、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诸学科,认为创伤历史跨越了各学科界限,也必须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予以书写。他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出发,认为历史在不断发生创伤的强迫性重复,“书写历史”应该转变为一种与历史进行对话交流的“书写创伤”行为,从而疏导被压抑的历史意识;因此文学艺术在历史书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通过语言的述行使用与社会历史发生互动,从而达到修通历史创伤的目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怀特、詹姆逊和拉卡普拉三位理论家在通过借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解决历史书写的困境时,所映射出来的文学与历史的新关系。从怀特开始,文学对历史的主动建构性特征逐渐突显,而弱化了模仿再现论观念。詹姆逊用“对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的叙事论置换了再现论,拉卡普拉进一步用修通论取代了叙事论范畴。可以说,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书写中,是否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规范效力,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使语言书写超越了传统的模仿论范式,通过对语言的特定使用,二者将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为伦理导向,共同致力于对人类生存之真理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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