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熊得山,在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俄国十月革命后,人们开始积极探索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在此时作为“救国之学”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得到广泛传播。熊得山在此背景下,实现了从同盟会的元老向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转变。熊得山早年在日本求学时,已主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以及西方学者如摩尔根的社会学理论。当时熊得山对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的研究体现出他早已有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的社会学的研究导向;熊得山也受到了其译作中唯物史观的指引,尤其是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中对原始社会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的描述给了熊得山推究中国井田制很大的启发,熊得山对中国商业资本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山川均对商业资本的解读。熊得山的学术思想,也受到其自身独特的革命经历的影响,熊得山从同盟会的先驱变为中共党员,加入社联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常和熊得山交流学术的朋友如李达的诸多观点也是熊得山的思想来源之一,李达对中国劳动问题、失业问题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等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熊得山启示。熊得山参与了在近代学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史论战。在社会史论战中,熊得山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等文章,从他对当时学术界几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诸如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关于对中国商业资本认识等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熊得山的学术思想在主体上基本与中共“新思潮”派保持一致。熊得山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是中国起步最早的学者之一,但由于熊得山的遗著未能出版等客观原因导致熊得山在学术史叙事中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全面考察熊得山的学术思想,对认识马克思主义融入民国学术界的进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