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时期,摹状论和因果论关于专名展开了激烈争辩,前者注重专名的认知性,后者注重专名的社会性。最近,也有学者持二者互补的观点,如社会语用论和转喻论,但它们对专名中的认知性和社会性讨论有失平衡,且不够系统。中国后语言哲学则认为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赞同摹状论和因果论的互补观,认为它符合人们对专名的现实使用,但若要彻底将专名研究回归现实、系统把握专名中的认知性和社会性,还需要从根本上建立新的语言世界观,并将专名的社会维度进一步上升到文化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问题为认知和文化的依存关系如何影响专名的日常使用。文章尝试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结合认知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等领域关于“认知”和“文化”的关系讨论,认为文化具有主导地位,是“现实—认知—语言”的存在之居所。在这种语言世界观下,文化和认知的关系体现为Sharifian界定的“文化认知”。文化认知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并且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文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转喻、隐喻等作为命名的普遍认知机制受具体社会、文化约束。首先,“以部代整”的转喻性选择受文化约束;其次,现实由人类经验创造,转喻也可以发生在空名之中;再次,不同的文化对同一专名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摹状语;最后,转喻性认知模型,如模范人物(paragon),也具有社会文化基础。(2)文化认知可以为专名的指称转移和意义变化问题做出统一解释,它们都是文化认知中的一种动态的、适应性现象。指称方面,个体依从群体也影响群体的专名指称;意义方面,只有概念化专名才具有意义。概念化专名属于特定的文化群体但同时也受个体认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