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各国经济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关系日益密切。但正当一切计划朝着好的方向进行的时候,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国内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影响一直持续到2018年底。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了来自土耳其,中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荷兰,希腊,波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11个国家。探讨土耳其危机前后股市之间是否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波动溢出效应的机理,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波动溢出效应。具体在实证上,本文首先将各国股市指数数据转化成收益率序列,其次选取基于GED分布的GARCH模型去估算土耳其股市的风险大小,结合实际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将采样间隔分为三个阶段,然后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系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在测试通过后,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继续对该国的波动收益率序列进行分阶段测试。实证结果显示:在危机潜伏阶段,仅个别沿线主要国家与风险源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无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危机机爆发时,土耳其对所有样本国家的单向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其中中国、俄罗斯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且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因其经济体量、股票市值等因素与土耳其股市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证实了样本国在危机阶段确实受到土耳其股市冲击并做出相关反应,说明此次危机确实造成了以土耳其为中心的沿线国家间一连串的股市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此,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时应更加关注金融风险管控方面的建设,我国也应继续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迎接之后可能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