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学生叙事”这一写作模式的产生、发展、蔚为潮流以及影响。以1917-1927北京女高师作家群为对象展开研究，通过梳理这一批女学生如何叙述自我与他者的诸种关系，力图把握“教育——女性——女学生——叙事”脉络，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活动情形，探讨女学生写作体式产生的缘由、特点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等，挖掘女学生叙事的情感体验内容与叙事模式，揭示其社会历史价值、性别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诸内涵。　　论文第一章以现代中国的女学生为探讨对象，分别以“女子教育——女学生——女高师作家”为线索，范畴由大至小，层层递进。“女学生”这一群体可谓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的产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传入中国，在文坛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以及“女人”开始有了自觉，学校中的“娜拉们”女性觉醒日渐深刻，犹以北京女高师为甚。这一批女学生亦旧亦新，一方面她们来自残留有封建余气的家庭中，自小受女子三从四德封建教育的耳濡目染;一方面她们进入女校，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荡，开始质疑传统“妇德”，意识到肩上的女子责任。在这种新旧时代更替的环境下，女学生的思想也不断经受着矛盾冲击，她们的妥协或者反抗，自她们笔尖流淌在一部部作品中，因此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的女高师作家群应运而生。　　论文第二章着重论述“女学生”群体规模的壮大带来了“女学生叙事”热潮的掀起。在《狂人日记》还没出世的年代，陈衡哲的以白话文对话为主体的小说《一日》为后来的北京女高师作家群自觉进行“女学生叙事”创作奠定了范式上的基础，为女学生叙事开启了先例。女学生们开始以厚积薄发的姿态活跃于文坛中，浮出历史地表，并且逐渐产生群体效应。以女高师作家群为代表，她们从“女学生”成长为“女作家”，她们的创作在部分承接了近代中国女性叙事的基础上，得以吸收新思潮的影响，自觉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女性书写力量。她们关系紧密，平时在一起学习，是同学，是挚友，更甚至，她们的写作模式互相影响，互相呼应。满纸泪水的情书，絮絮叨叨的诉说，寻求援助的软弱，自怨自艾的悲吟等，成为女高师作家群的小说叙事一种常见模式。悲悲戚戚的矫情，正与她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又解放不了的多愁善感的社会心理相吻合，因而一纸风行。　　论文第三章以叙事技法的多元化为切入口，对女高师作家群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庐隐、苏雪林、石评梅、冯沅君四位女高师作家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女学生”，其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既是承前，也是启后，“她”的存在是当时社会价值观重构过程的重要缩影。在反复地带有自我疗伤意味的言说中，这一批女学生作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成长的历程呈现在读者面前，艺术上也逐渐地成熟，形成独特的审美形态:1.私隐与公开并存交织;2.情感充沛的直接倾诉;3.若隐若现的真实。她们以自身际遇为依托，上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特性，下开20世纪中国女学生叙事的先河，在言说的多元彰显中得到自我的确立与成长。女学生叙事的发展令女性写作不再作为旧文学中男权话语的依附产物，而是从时代声音中分离开来，形成属于女学生的、属于女性的文学表达样式，以此确立“五四”女学生叙事传统，对20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叙事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