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是合同终止的原因之一,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打破合同僵局”。但是传统合同法理论仅将合同解除权赋予守约一方,这就造成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难以解决,即违约方想解除合同,而守约方想让合同继续履行,但继续履行所付出的成本远超过合同履行完毕所带来的收益。法官难以从法律中找到对应的条款解决此类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矛盾裁判”的情形。因此,我们有必要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但同时要对此加以限制以避免该权利成为合同当事人为追求更大利益而违约的依据。本文第一部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新宇公司诉冯玉梅案”为切入点,引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存在的必要性。通过对司法实务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所做出裁判的总结分析得出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现实需要。第二部分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加以分析。实际履行存在弊端,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形,因此在实际履行不能解决问题时需要用损害赔偿来替代。合同的自由、公平、正义原则都要求将合同解除权赋予违约方。效率违约理论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提供理论支撑,我国《合同法》中也存在效率价值的痕迹。第三部分阐述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限制条件,以免该权利成为合同当事人任意违约的支撑理由。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违约方合同解权除行使的后果,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由违约方向法院提起合同解除之诉,由法院依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解除合同,若符合解除条件,由违约方向非违约方支付违约损害赔偿金后解除合同。第五部分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在现行合同法体系中的正当化路径加以分析,得出无法通过法律解释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只有通过法律续造才能达到效果。最后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说明了文章写作的遗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