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扶贫实践中进行大量调研而提出的,针对不同贫困环境和贫困主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来因地制宜实施扶贫措施。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至今为止,在2011年农村贫困标准下,我国实现了从1978年贫困发生率为97.5%降低至2016年的4.5%,我国在扶贫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我国大力开展扶贫工作的今天,2003年,我国出现了贫困人口不减反增80万人的大规模返贫困现象;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剩余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且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深重、贫困原因复杂,脱贫更加困难;此外,退出贫困行列的主体会因为经济等方面的不稳定性而再次成贫困人口,非贫困人口也会因为各类不可控因素而成为贫困人口。目前我国处于扶贫攻坚时期,云南地处边疆,加上经济落后,属于“老、少、边、穷”贫困地区较多的省份,为实现2020年全国一起脱贫奔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需要对贫困主体进行精准识别与深入研究,通过精准识别贫困主体及其贫困因素,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和措施,有的放矢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本研究旨在精准识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现状以及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洱海周边白族聚居地区的大理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学术界对贫困研究的进展,通过对研究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根据研究区域的现实状况制定适宜的贫困测度体系,对研究区域的贫困测度包括单要素的贫困测度和多维贫困测度。通过贫困测度结果分析研究区域的贫困现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贫困在空间上的分布现状及特点的分析,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贫困测度的分析研究中,包含单要素的贫困测度和多维贫困测度:(1)通过对洱海周边白族聚居地区进行乡镇和行政村不同尺度的贫困测度,单要素包括包括白族人口比例、人均土地/耕地资源、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大理市白族人口比例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白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区域分布于洱海沿岸的以北及东西两侧;土地、耕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贫困标准的乡镇和行政村分布相对集中;而在经济方面,大理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8元,相比于云南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3481元。但在研究区域的整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相对较低的乡镇分布于洱海以北的上关镇和双廊镇,以及洱海西南方向的太邑彝族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行政村大多分布于大理市洱海沿岸的外缘,而洱海沿岸的行政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相对较高。(2)通过对洱海沿岸的多维贫困测度中,为了更精准的测度洱海流域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乡镇及行政村不同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乡镇尺度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指标数的增大而呈现明显减小的趋势,在各维度对整体多维贫困贡献率中,贡献率最高的为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维度,经济收入和能力维度贡献率相对较低;即在研究区域中,隐形贫困的主要因素为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双廊镇、上关镇、太邑彝族乡、湾桥镇四个乡镇多维贫困程度较深,下关镇、大理旅游度假区、银桥镇以及大理创新工业园区多维贫困程度较轻。在行政村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中,测度结果表明:约有80%的对象存在一个维度贫困,低于1%比例的对象同时存在6个指标贫困,不存在7个及以上指标贫困;就多维贫困发生率而言,最高的维度为生活条件维度,最低的为教育维度,即影响行政村尺度贫困的因素为生活条件。对比两个尺度的测度结果,不同尺度测度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更加需要对贫困主体进行精准识别,以保障扶贫工作的精准性。2、贫困空间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基于统计量基尼系数和贫困区位熵对大理市贫困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研究,以及通过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测度结果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理市各乡镇人口收入差距较大,贫困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为洱海流域以北及西南方向,洱海东西两侧及以南区域多为贫困聚集程度较低;而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中,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理市各行政村在空间上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聚集性,且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信度较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分析结果表明高值聚类和低值聚类的行政村所占整体比例较低;大部分行政村不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特性,且该部分行政村分布于洱海流域的东西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