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末年起,关中的战乱、饥荒,特别是永嘉以来的胡汉之争,形成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其中以襄阳为中心的沔汉地区是关中、河东二地移民的集结之地。特别是“胡亡氐乱”之后,诸如京兆韦、杜、河东柳、裴、薛等“晚渡士人”及一大批沔汉地区的土豪取代了原来的地方士族而成为该地区的强势力量。东晋乃侨置雍州于襄阳以安抚流人,雍州豪族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力量也就此形成。雍州多蛮,且处南北相争之地,故其地民风彪悍尚武。雍州豪族也多藉武勋仕进。东晋末期,在荆楚桓氏势力消亡后,雍州豪族趋于独立的势头却为北府所遏制。经过刘宋初年的经营,特别是宋文帝“强雍弱荆”政策的实施,雍州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宋孝武帝的武力支柱,并进而取代了北府兵的地位。然而,由于朝局变动,宋明帝以后,雍州豪族以异己而被排斥于政治核心以外。迤及萧齐,雍州勋人又遭到淮泗势力的排挤迫害,不得不蛰伏乡里,待机而发。待萧衍藉豪族之力起兵雍州,覆齐建梁,雍州豪族始得再入中枢。大批豪族褪去本来面目,逐渐官僚化,乃至士族化,这使得雍州豪族逐步丧失其尚武的特性,雍州的区域力量趋于衰弱。梁末丧乱,雍土尽丧,雍州豪族力量在与侯景、西魏及岭南势力的争斗中遭到重创。所剩者或降北,或附后梁,或入陈,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力量,雍州豪族势力就此消失。雍州豪族社会是以乡里、血缘、婚姻联系起来的宗主、宗族、乡人三位一体的结构,他们出则为官,入则为豪,呈现出城市、乡村式的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实力雄厚,豪族往往经营商业,吸纳地方商人,其经济力量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足够的资本。随着雍州豪族步入政治上层,他们也就逐步分化开来。大族由于房支繁茂,可连续数代有族人立勋为官,从而带动门第的提升,最终获取“平流进取”的入仕特权。而中下层豪族的家族发展多仅延续一、二代便夭折,终难免寒庶的身份。门第提升的豪族为融入士流转而习文,然其所重在文史、玄谈,而非经学,盖经学素养藉师传家法,非旦夕而成。且士族化后处于建康与处于雍州的豪族,两者其趋文旨趣又不尽相同,前者已是名士派头,崇尚玄佛,后者则能精于吏干,反佛弥切。而雍州中下层豪族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①,因此他们很难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纵然对各种士族风流有所效仿和追捧,然求得政治上的得势及荣华富贵则是其首选,其为官也就多贪鄙之事。雍州蛮汉相杂,豪族伐蛮,蛮民渐出山而居,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豪族部曲中遂多有蛮兵,甚至一些土豪姓氏本就是蛮姓,蛮族已成为雍州豪族力量的来源之一,许多雍州豪族也通过伐蛮步入仕途,由此可见蛮族对雍州豪族发展影响之大。雍州豪族在政局变幻中,常有北投之举,北朝对他们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如薛安都、裴叔业的北投实质是以薛、裴为中心的豪族集团的北投,他们北投的抉择绝不是一人一家、一支一房之事,那些附从他们的同乡次门势力在北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北朝往往将薛、裴等大族移往他处,崇以高位,夺其实权;而次门子弟,则多被委以重任。然大族子弟入北后,往往以正朔高门自居,他们所携带的南方名士举措及习性常为北人不满。他们甚至试图重提华夷之辨,重树家门往日声威,却又受制于鲜卑贵族,直到隋唐,这些家族方复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