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国际减排责任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群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高度重视气候问题,将气候政策写入国家战略纲要,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着重强调,必须协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达成关键性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但是,中国的气候政策在国际社会上所受到的关注和反馈却有所不同。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2009年和2015年的两次气候大会会上,中国时隔六年,却分别面临哥本哈根“失败的原因”和巴黎“成功的关键”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国的气候政策为什么会得到国际社会截然不同的反馈和评价?这是引发笔者选此题目的直接原因。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中国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及其动因对中国未来气候政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含义?本文聚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巴黎气候大会上的中国国际形象转变,挖掘其背后的中国气候政策变化逻辑,从国内治理、国内外统筹的政策分析层面,引入“顶层设计”视角,并且注重实施环节,构建中国式双层博弈的内外统筹理论框架。本文认为,正是通过顶层认知的变化和积极作为的国内外统筹,中国气候政策经历了从哥本哈根到巴黎的立场变化。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特色主观能动性,在对外统筹国际谈判环节聚焦“减排目标”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两大矛盾问题,在对内统筹国内实施环节注重部门、央地和社会主体协调,取得卓越的减排和发展成效,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推动了“批准”环节的获胜集合改变。中国气候政策的动态博弈过程体现了中国发展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的有力体现。未来,中国需要继续强化顶层设计内外统筹能力,平衡外来压力和发展权益,增强协同合作的内源性担当,从而进一步强化引领全球治理。构建中国特色的双层博弈理论分析中国气候政策,能够建立起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连接,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纵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