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近现代上海昆曲曲社繁盛的动力机制》:清中叶以来,昆曲遭到了“花部”冲击,演剧市场被地方戏曲渐渐蚕食。昆曲迫于向“雅”定位,希冀通过文化特权的定位来捍卫生存的合法性。文人曲家和昆班艺人开始联手,共同应对昆曲生存危机的焦虑,开始弥合清曲和剧曲长期的割裂。晚清民初时期,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地涌现了大量的昆曲曲社,既是满足昆曲爱好者的自娱需求,也是保存和挽救昆曲的没落。随着近现代上海的崛起,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昆曲的活动中心和文化传播中心。经由江浙籍移民的推动和精英阶层的崇扬,昆曲被纳入民族认同的文化视野之中,以“国乐”“国粹”的身份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传播的活动。第二章《近现代上海昆曲曲社的发展阶段》:作为昆曲演剧的观众,昆曲曲社的曲友们是职业昆班演出市场的重要支持;作为昆曲的爱好者,在职业昆班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之时,他们担负起了昆曲传承保护主体的重任。本章将上海昆曲曲社置于整个昆曲发展史中来考察,是如何从被动的、偶然的观众接受行为,转化为主动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戏曲传承保护行为。依据昆曲活动的重大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划分成初始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落期各个阶段,结合历史背景梳理近现代上海昆曲曲社的发展历程。第三章《近现代上海昆曲曲社的人员构成》:昆曲曲社人员构成,根据社会身份和从事活动的不同,大致归为三类群体:曲家、曲师和曲友。曲家作为社会文化精英人士,组织昆曲曲社活动并引领一时风气,扩大近现代上海昆曲曲社活动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曲师作为授曲的教学人员,负责授曲,承担曲社中的教学任务,以此谋生;曲友作为业余唱演的昆曲艺术爱好者,则是曲社得以形成的群众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力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因其声名不彰,常常被忽略。其中曲家和曲师的身份界定、社会地位、影响作用截然不同,很有必要作出厘定。昆曲发展史上,这三者身份之间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曲家也是从曲友成长而来,曲家有时也会兼顾曲师的教学职责,但在本质上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