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整体论的科学观在受到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的启发后通过对科学实践的深入认识逐渐建构起来。他吸收了克罗齐的历史学和实践哲学的合理内核，并批判同时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释路径，倡导用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达到历史与实践、自然与社会、实在与理论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他的“实践哲学”的实质。他把这种思想内化到整体论的科学观之中，并运用整体论的科学观对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进行了正确的认识，批判一些英国科学家所谓的微观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被观察只能被创造的观点;并且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主要表现在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对于布哈林的表征主义实践观的批判。葛兰西认为人是认识实在的主体，是重要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实在只有与人发生关系时，才能认识。因此，他批判了布哈林的客观主义的反映论，批判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进行“科学化”的尝试，反对布哈林把科学进步归结为“物化的”工具。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重视掌握文化上的话语权，通过自下而上的文化渗透吸收人民大众的力量，使之建立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再争取政治上的真正的领导权，这对科学哲学领域内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的研究，即社会建构理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空间。社会建构论者看到了实验室中产生的知识并不是对自然界的表征，而是做出倾向于资金提供者的政治权利或是科学家共同体中领导者权威的建构性的决定，话语权是由政治上的可操作性或是科学中认识的权威掌控的。理论的阐述关键看话语权在谁的手中，所以掌握话语权是很重要的。葛兰西运用自己的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进行了剖析，揭露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本质，它无非是实证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变种，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梦想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之上，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社会，把科技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领域内，使知识分子成为技术的附属，因此要批判实证主义拯救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的思想得以在他逝世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延续，充分说明了他的理论存在的价值，他的科学观是用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对科学实践进行主体性的解读，回归了科学实践的主体性，但却在对客观性的认识问题上，出于自己的批判目的有所保留，使得对问题的认识有些模糊，也招来了一些批判，应该客观地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