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正相当于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曾经的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特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导致了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作为当时影响最为深广的两家学派，声势浩大，从者众多，被并称为“显学”。 儒墨两家却又是针锋相对的，在当时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上，它们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强调“知天命”、“畏天命”，另一方面却几乎不言鬼神，墨家则否定“天命”，反对命定论，同时又倡导尊“天志”、“明乎鬼神”；儒家主张弘扬礼乐制度，把礼乐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墨家则视儒家坚持的礼节仪式为繁琐多余，认为沉迷于声乐只能荒废政治，影响生产；儒家认为亲人亡故应该厚葬久丧，这是行“仁”为“礼”的基本要求，墨家则要求节用节葬，反对铺张浪费；儒家重义轻利，反对唯利是图，墨家则义利并举，凡事落脚于“利”；儒家讲“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仁爱”，墨家则讲广播天下、一视同仁的“兼爱”。 两家学者唇枪舌剑，互相诘难。两家的论争图凸现了儒墨两种文化是两个有着不同特征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墨家则更具有大众文化的意味。在思维方式上，儒家重理性、重超验，墨家重感性、重经验；在价值标准上，儒家重人文，强调人之为人的特质和形式，墨家重实用，追求实际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在价值取向上，儒家致和，希冀实现事物有差别的统一，墨家尚同，更期望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整体的一致；在社会基础上，儒家代表着社会新贵，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墨家则立足于平民，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声音。 但二者又毕竟是共同滋生于华夏热土的两个文化支流，在文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关于人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上，其思想观念都是一致的：在对人的自身的理解上，都注重修身、践行，对人的主体性一致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主张个人利益让位于群体利益，都对利他的伦理观一致肯定；在天人关系上，都不把天、人视为对立的两极，都要求天人之间的和睦与融合，都认同天人合一；在社会理想上，都肯定社会有差别的统一，都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儒墨两家文化这样的关系使其在理论品质上存在着相互纠偏的必要和可能。儒家思想离不开墨家文化的刺激和推动，墨家的思想也需要儒家的指导和补正。因此，在文化史上，儒家和墨家曾实现着互动发展。墨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家思想的启迪，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而儒家学者在与墨家论战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反思，找寻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这样儒家学者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墨家思想进行了积极吸收，尤其是孟子和荀子。 后来，儒墨两家学派，缘于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儒家思想被尊为官方哲学，儒家学者成为官僚或准官僚，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墨家的思想并没消亡，以侠义思想、民族精神等形式存在着。因而，两家的思想一直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在反映、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儒墨两家文化思想的积极成分永恒鲜活。探究先秦儒墨文化的这种关系，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理今日多种文明的碰撞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