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呼唤民主与科学，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学者提出“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的口号，试图通过儒学的创造性转变融摄西学。牟宗三在疏解儒家心性之学，吸取道家、佛家思想精华并借鉴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以此作为途径来实现民主与科学，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走出困境。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早期是为了解决“新外王”的问题而提出的，后期是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及开出两层存有论的关键。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良知坎陷”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良知坎陷”论自提出起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推崇者认为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开显了“儒家外王学的新途径”。自由主义学派从中读出了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嗅味，批评其“良知的傲慢”。在牟宗三的弟子中也存在着理论分歧，出现了以李明辉为主的护教派和林安梧、杨儒宾等革新派。大陆学者由研究牟宗三的理论产生了学术分立，方克立等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官方立场，而蒋庆等人则投入到新儒家的怀抱，并形成大陆政治儒学的思潮。本文采用历史考察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评价。我们认为“良知坎陷”论的形成和演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的必要环节，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牟宗三先生提出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起到的核心和支撑作用，同时批判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在立足自身基础上开出创新的形态和内涵，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由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连续性认识不足，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但无论是其理论的积极贡献，还是局限不足，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