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并以ADR运动最发达的美国为蓝本大力开展法院附设调解。然而从近几年最高法和各地法院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法院附设调解似乎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可是从法院附设调解的制度设立来看我国和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究竟是何环节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法院附设调解在我国陷入了困境?又应采取何种方式才能突破困境有所成效呢?不同于以往只对制度引进设置进行简单的比较和借鉴的论证方式,本文从问题背后更加深层的角度进行分析,参考比较制度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不仅分析了中美两国之间结构功能的不同,还包括两国各自结构内部的逻辑和导向结果。具体的结构分析框架则参照法律文化的三层次“器物、制度、观念”,根据从具体到抽象的“制度——模式——价值”逐层深入对两国实际情况进行剖析,得出在两国的法院附设调解所依托的结构逻辑之下所能达成的不同功能,分析得出我国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从微观诉讼制度、中观诉讼模式与宏观价值基础三个层次的结构上分析来看,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能够满足并支撑起分流案件缓解诉讼压力之外在功能与保证调解自愿之内在本质的要求。而基于相同的三个层次结构对比我国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诉讼制度、诉讼模式以及社会价值观同样也形成相互无矛盾的整体,但与此整体结构相匹配的是我国特有的法院内调解制度的功能,与独立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本身并不相匹配,因为在此结构之下其无法满足调解的自愿性这一大本质要求,而缓解诉讼压力这一功能的实现也是以国家司法成本的净消耗为代价的。我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难以达到同美国法院附设调解一样的功能,所以我国仍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转型和调整才能使整体有所突破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