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上我国民间就流传着一个名词----“红顶商人”，即那些本身从事商业但是在朝廷中也有一官半职的人，这也就是说，商业的政治联系，或者说商人的政治化自古有之。商人为何要千方百计地与从政者拉上关系，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体制环境，二是政治权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所决定。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济政治大权也都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被打破，但是政府对经济体的强力干预依然在大多数地方存在着，因此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对公司来说是有价值的，比如国外的文献，如Mian(2006)、Faccio(2006)等都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些董事或者管理层的公司将更容易获得某些政策性的好处，比如税率的优惠等。本文对高管的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联系及其作用途径进行研究，以期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本文使用2002年至2010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非金融类)的相关数据对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作者首先创新了政治联系这一定义，对已有文献的政治联系定义进行了改进，扩大了高管人员的涵盖范围，并且只考虑企业高管在政府中兼职这一特殊情况，最终将高管的政治联系定义为企业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在企业任职期间同时在政府部门(包括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或者银行系统兼职的情形。确定了高管政治联系的定义后，作者再次注意到已有文献中数据选取方面的一个缺陷，即已有文献都是通过虚拟变量的设置进而对样本进行横向比较而得到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方法看似非常普遍，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为政府官员本身就会去选择企业价值较大的公司进行兼职，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企业价值较大的企业也较有能力和渠道邀请到政府官员到其兼职，这样无疑就会造成内生性。虽然少许已有文献通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试图消除内生性所造成的结果偏差，但是始终也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其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所以本文作者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改进了数据的选取方法以及研究手段。作者通过查询、研读过去10年中央关于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文件，发现2004年初中纪委、中组部曾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对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根据随后的媒体报道，这次清理确实起到了作用。很多官员放弃了在企业兼职。作者认为这样一起事件可以当作是一起“准实验”而被我们的研究所利用。作者通过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手工收集，最终从沪深两市647家国有上市非金融类企业样本中查找到70家企业符合上述条件，运用差分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的估计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变原来的横向比较为纵向对比，解决了长久困扰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影响，无论是描述性统计结果还是OLS回归结果，都表明高管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有着显著性的影响，随后，本文进一步考察高管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途径，分别从营业外收入、融资便利性、税收优惠三个方面切入，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联系通过这三个渠道影响着公司价值。总之，本文探讨了高管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联，并对其作用途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本文虽然有一定的创新点，但在一些地方还是存在某些不足，比如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改善，以及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可以进一步扩大、深入等，这些都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