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的发展,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对利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2017年保千里的掏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我国属于新兴的资本市场,相对于英美国家来说,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偏向于集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学者们所研究的焦点。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是“一股独大”的现象并没有的到有效的遏制,大股东掏空的事件在A股市场上仍然层出不穷,这种行为不仅会影响企业本身的良性发展,打击中小股东以及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而且还会影响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将市场环境搞得“乌烟瘴气”。因此,本文就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上。目前,国内外的文献大都聚焦于聚焦在大股东掏空的经济后果,对于前因也大多是从内控质量、外部审计等方面入手,鲜有文献研究监管强度对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本文在查阅了证交所以及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之后,创新性的将其按处罚的强度分成了五类:监管问询,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行政处罚以及市场禁入。通过对这些处罚进行赋值来研究监管强度对于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对于公司治理,本文也借鉴前人的研究按照相应的比例计算出了一个综合指标对其进行衡量,以研究公司治理综合水平对于掏空的影响以及其在监管与掏空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08年-2017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受到监管处罚的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强度对与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如下:（1）受到过监管的企业大股东掏空的程度相对更小,而且监管强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证监会及证交所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强度越大,大股东掏空的程度就越低。（2）公司治理综合水平也与大股东掏空显著负相关,公司治理的综合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的相关指标就越低。同时公司治理也能显著的加强监管强度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公司治理的综合水平越高,监管强度对于大股东掏空程度的抑制作用就越显著。（3）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通过对比受到监管的不同原因的对掏空行为的影响,发现了当企业因为内幕交易的原因受到监管处罚时,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仅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发生,甚至能够对大股东支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4）通过滞后的检验,本文也发现了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不仅能对当年的大股东掏空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对后续几年的掏空行为也存在一定的抑制效果,但是这种影响效果只能持续三年左右,并不能产生长期的影响。而且通过研究表明,监管处罚对于三年后的掏空的抑制作用甚至比滞后一期的效果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处罚做出后,一些应对措施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抑制住大股东掏空的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对措施进行落实并发挥效果。（5）通过对证监会以及证交所处罚的对比,本文发现当上市公司受到的是证监会处罚时,对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就更加明显,而且对于掏空抑制作用最强的处罚就是市场禁入。本文的结果表明不管是外部的监管处罚还是内部的公司治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股东掏空的行为起到抑制的作用,证监会以及证交所等外部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执法的力度和效率,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公司内部也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来对掏空进行抑制,通过内外部双管齐下,更好地减少大股东掏空事件的发生,使市场更加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