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乐现象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系属当代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交集课题,尤其当传统文化体裁跨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演绎模式,往往受到常民生活的思维意念、外围环境的激化变动、文化需求的消长拉锯、以及内外机体的揉聚改造等因素,以至于在特定时空及其演化历程之中,产生长短不一、明暗交错与动静有别的文化观照结果,益使文化研究充满严峻的挑战性与高度的趣味性。本论文即以流传在宝岛台湾西南侧的高雄市传统圣乐为观照对象,探讨该音乐体裁自1927年开始在鸾堂祭仪演奏迄今,在高雄市民间信仰场域历经将近百年的三个文化期程——日治鸾堂萌芽期、台湾光复普拓期与国乐复合共伴期之演化现象,并特别针对音乐体裁从形成之初的十三腔圣乐团形貌,如何在庙堂主事者与圣乐团艺师及乐生的传承里,一方面竭力固守儒家礼乐教化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却又先后再演化出南音化圣乐团、国乐化圣乐团等礼乐变貌；其中,特别是人们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文化需求与提供满足之间,必然存在一股为神明奏乐的神圣性与尊贵性之丰厚能量。为能解析传统圣乐在高雄市鸾堂宫庙为神明献演的机体发展及其文化特性,本论文除将奠基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应用之外,更植入笔者进行文化研究所制定的特定用词,藉以揭示传统圣乐在各文化期程的开展模式；笔者奠基于多年来在高雄市进行20余所庙堂圣乐团的田野采集实务、以及办理数场多个圣乐团联演的大型活动经验,从局外观察者而至局内拓展者的双重角色出发,将特别从孕育传统圣乐体裁的环境背景切入,探讨鸾堂宫庙与礼乐需求的基本构成、乐团艺师与乐生成员的组合传授、曲谱内容与乐器种类的增减异动、演出型态与活动功能的文化内涵、音乐声响与周围体裁的互动关系等机体元素,逐步解析高雄市传统圣乐成为当代礼乐声形的文化特性,并从中建构观照文化体裁在特定时空演化的文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