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发达经济国家系列治理丑闻之后各国均加强了对上市公司治理失效行为的监管,如2002年美国发布Sarbanes-Oxley法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更为常见,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隧道挖掘”,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案例比比皆是。公司治理监管已经成为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近年证券市场规范化程度不断改善,但强化公司治理的监管措施有效性不高。原因主要在于降低失效行为的监管目标重视不够。按管制经济学思想仅仅加强监管不能提升监管效率,证券市场对监管产生治理效应的关键在于投资者能否产生恰当的市场反应。传统公司治理研究集中于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忽视了外部管制的有效性,亦割裂了两者的内在关联。基于上述状况,引入产权和制度经济学观点,产权安排(如内部治理)和制度环境(如监管体系)在决定经济行为中具有相互替代作用。文章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状况和外部监管政策的市场反应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基于投资者保护的公司治理目标,检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于监管政策效率的影响。文章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其一,引入产权与制度经济学观点,从投资者市场反应角度出发将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的依存效应作为整篇文章研究的逻辑基础；其二,结合转轨经济的中国国情针对大股东掠夺这一典型的治理失效形式,构建掠夺行为指数研究掠夺类治理失效的本质和后果,引入反映投资者行为的动态治理因素,全面检验内部治理机制对治理失效行为的约束效果；其三,在中国特定“政策市”条件下以一般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反应角度对监管政策颁布(事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考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否影响了监管政策效率；其四,以中国近年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反应视角对监管处罚(事后监管)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探寻治理失效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管效率之问的内在关联。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技术方法和视角的独特性,为建立高效率的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监管制度,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