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前期粗放式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早期的行政命令式环境规制手段始终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我国当局开始尝试市场型规制手段,其中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我国当下建设的重点。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出于政绩压力,频繁要求企业“停产停工”,实质上给作为该制度建立前提的排污总量造成了不确定性冲击。本文聚焦于这一经济现象,以期通过模型化的理论分析和数值冲击模拟来研究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国相关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环境与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越发丰富。但现有研究有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的关于EKC假说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而对于EKC曲线的形成机理的研究虽然发现曲线拐点的出现源于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行为,但多数研究仅停留在“政府治理”这一笼统的概念上,缺乏对深层次的环境规制制度研究和对政策传导机制的剖析。第二,虽然以内生增长模型为主的理论研究弥补了EKC假说中所缺乏的机制刻画,但也面临着卢卡斯批判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排污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建立起包含家庭部门、污染厂商和环保部门的三部门DSGE模型,创新性地将环境质量作为产品的替代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并将污染作为生产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研究排污总量的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工作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搜集了我国各类污染排放指标数据及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数据,观测其变动的趋势。随后描述了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其次,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数据特征,构建起包括代表性家庭、环保部门和代表性污染厂商三个微观主体的DSGE模型,校准模型中的参数值并求解出系统的稳态值,为之后的冲击模拟做准备。最后,利用软件模拟排污总量受到负向冲击时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反映。研究发现,当环保部门限定的排污总量瞬时减少10%时,产出、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均在当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负向偏离,排污量单价和消费都出现瞬时的正向偏离。产出在期初出现6%的负向偏移,虽然随后有所回升,但40期后仍低于稳态水平。而政府治污费用减少导致的“环境恶化”效果明显高于产出减少导致的“环境改善”效果,使得环境质量负向偏移。而家庭部门为维持效用不变而增加消费带来了第二轮的环境质量损失。减少的储蓄导致利率出现10%的正向偏移,虽然随后有所回落,但始终处于高于稳态水平,而这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最终,排污总量骤减导致整个经济系统总体呈现出负向效应。政策初衷是为了降低污染物排放,但仿真模拟结果却显示该政策最终引起了环境质量大幅下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同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内,揭示了排污总量对经济增长波动的作用机制。且在DSGE模型的三部门中都引入了环境因素,使得环境因素贯穿于经济系统的全程,更加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