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保持加速度发展，尤其是外贸经济，各家企业开始“走出去”，出口贸易量的惊人增加更是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我国贸易方式也应逐渐转向“效益导向型”，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做到以质取胜才是当今和未来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目标。最低工资上涨呈现连续型势头，我国如何才能降低甚至化解随之而来的用工成本上升等相应问题，以及如何利用最低工资上涨的积极作用，即将可能成为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有80%的企业将融资约束认定为企业扩大规模的主要障碍。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而言，金融约束着实成为制约经济升级和转型的首要瓶颈。鉴于此，本文将从最低工资和融资约束入手，并加入最低工资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最低工资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利用计量模型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整理了2000-2006年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出产品质量；其次，将最低工资、融资约束指标和其他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回归；最后，分析最低工资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总样本回归中，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按不同贸易类型方式分析来看，只有在一般贸易时，最低工资对产品质量的阻碍作用显著为负；按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方式分析显示，最低工资系数都为负，且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其他类型企业，绝对值最小的是国有企业。第二，融资约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本文通过资金流动性和杠杆率两个指标对融资约束进行测算，结果均显示融资约束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抑制作用，且在1%水平上显著；从不同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融资约束是加工贸易类型下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原因；从企业不同所有制类型角度出发，融资约束是限制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原因。第三，最低工资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显著性符号均与最低工资一致，且绝对值小于最低工资的系数。说明最低工资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主导因素，而融资约束对最低工资的影响会弱化该效果；基于不同贸易类型分析发现，在加工贸易类型下，融资约束弱化最低工资影响产品质量的程度要比一般贸易类型更明显；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只有在外资企业类型下显著。第四，总回归样本中，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企业存续年限、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
　　综上，我国首先要制定有效的最低工资制度，从政策上确保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其次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资源；再次优化出口贸易模式，选择最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方式，来达到提升产品质量的目的；最终促使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形成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