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认、正视并充分尊重历史背景、主题内容、表述形态、思维方法、话语系统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基础上，《中国哲学与后现代》一书以生活在当下时代的中国人的眼光去解读西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后现代哲学，并在西方后现代的语境中去重新诠释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而致力于一种更为细致入里的、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想会思想的打通式研究。通过后现代的话语阐释，激活那些埋藏在古老典籍中的概念、范畴与思想命题，深挖义理，格出新知，回应于后现代，从而彰显出传统智慧的精彩。　　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存在之为存在”、“世界的世界性”、“在之中”清楚地凸现出他的存在论境域。而能够呈现为中国哲学之存在论境域的是始终埋藏在古今中国人心底里的天及其在人世之中的可领会形态——命。天，至高无上，可理解为此在生存于世界之内的总体境域，始终是一个不可能被对象化、感性化或主体化的存在的整体结构。天是命在存在论基础上的源泉，是命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儒学关于天命的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形成了实质性的差异。为海德格尔哲学所声张的最深刻的存在境域，很容易走向以此在为中心的唯我主义，或滑入一种只能是其所是、在其所在，进而听任存在摆布的虚无主义和消极颓废的末世主义。　　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是祛魅。一个有机的、有目的的和神化般的宇宙已经被日益机械化、非生命化和非神性化，自然被剥夺了主体、经验、感觉，而只成为一具没有任何特性与意义的、可以用机械原理复制的、非生命化的器具。后现代科学发现，分子生物学中的“内在关系”不仅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最基本的物理单位的基本特征。细胞生物学认为，细胞的接受体可以感知、回忆，并且自己能够主动地制造出神经肽，即一种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分子。量子物理学中，电子的存在与活动都必须依赖于周围其他存在物的支持。电子是有记忆、有经验的，似乎更像某种有机存在物，它能够有效地保持先前活动的所有记录。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形成契合。《尚书》中，远祖先民很早就将天、上帝、天命的存在予以感性化、生命化与拟人化。天有性情，并且可以感知人世善恶。“惟土物爱”，反对“暴殄天物”。董仲舒更是认为，天、地、人、物都共同具有阴阳之性情。王阳明也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但中、西哲学使世界返魅或附魅的路径与方式却显然有别。后现代哲学依据于知识论、认识论的发展与进步，通过理论理性的方式走向了返魅。而古代中国哲学则使世界、宇宙获得生命化的理解，以一种准宗教化的道德劝善的方式，使自然万物魅力再现，并彰显出勃勃生机。　　心与物的关系是哲学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心物关系的实质是因果关系，它是一切科学真理的重要基石。在现代世界观系统中，休谟揭示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断裂，即从原因身上并不能够找到结果，从结果之中也发现不了原因。康德试图用“连结”、“想象力”来解决问题，但都不成功。后现代科学指出，自然世界是一个富有自组织、自协调、创造力、方向性、目的性与差异性的生物系统。分子有经验，没一个物都有自己的动力因和目的因。自然物质的身上体现着许多与人相一致的品格、性质与功能。人能够认知物，仅仅因为他与物在性质、结构与机体组成上是同宗同源的。这样便可以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天人合一、道贯万物、感而遂通的思想相交汇。惟有同类的存在才是可以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够认知物，完全归因于人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连结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纽带不可能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观察、逻辑分析与概念推证，而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通。　　事物的特性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并且总在它自身的生态背景下被凸现出来。量子论、相对论关于物质波、物质场的存在的理论对现代世界观中实体论、二元论、机械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有的物都处于一个生命系统之中，所有的生命都有它自身的系统并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有机体、“向下的原因”的普遍存在，不同事物之间更为广泛的相互联系，说明宇宙是一个生态整体。原子物理学所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具有鲜明整体特征的微观世界。后现代科学要求人们对人自己、对物与世界的存在怀有一份欣赏、赞美、博爱和参与的心情。被现代性所异化了的人们迫切需要“故事”的滋润，因为故事是世界关系与人文精神的基本表征。中国哲学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学精神。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代中国人似乎先天地就已经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观念，而始终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必须相关、不可分离的整体。一向为儒家、道家哲学所重视的“生”与“生生”，其实就是生命、生态、生机、生存品格的体现，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有机论、生命论、生态论思想内容。而和，作为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不只是一种政治太平的局面，更不是一个抽象化了的逻辑概念，而毋宁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让每一个物都能够完整地获得自身的存在，让每一个物真正成为自身，物与物之间平等相待，平和共处，相互协调，乐生不已。所以，仁民爱物、厚德载物应该是在强调对物、对宇宙、对一切他者的仁慈与关爱，而天下为公则又远超越了简单的环境主义，达到了一种胸怀最博大的、能够真正实现与物同体共在的大同境界。所以，中国哲学便并不是一种只顾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伦理的生态哲学，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性质的生生哲学。　　晚期海德格尔哲学中，Ereignis的地位非常突出，被称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或秘密。关于存在的真实意义可以通过Ereignis而获得更好的理解。该书尝试将Sein理解为“物自身”，通过物自身而走进现象世界及它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基本性质，以追寻Sein的存在论内容。海德格尔似乎总以一种只属于人的Dasein的方式倾诉着物自身生己成物的故事。本质上，Dasein与Sein并无二致，都是物的生生之必然，并都永远处于生生过程之中。中国哲学非常强调“生”。生之谓性，由生而性，由性而心、而物，始终备受中国哲学家们的关注。儒学对心、性、理、气的深度挖掘，道家对天、道的大肆发明，实际上所面对和所追寻的都天地万物生发之前的本体境界，都可以与“物是怎么产生的”、“运动、存在如何可能”之类看似简单容易实质上非常艰难的哲学问题相联系。《老子》的一句“出生入死”，透露出物存在、生生与运动的个中之秘。物在生生经历中，迎面而来的是死亡。死亡、能在、生生在存在论上是一回事。芝诺的“飞矢不动”的悖论，揭示了物生存的生死经历，也可以帮助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绝对是冒险”(Das Sein ist das Wagnis schlechthin)。“未发”、“中”、“性”与本体、大道、天、命乃至Sein、Dasein、Ereignis之间是绝对的统一。物从“中”生，而其化成则为“和”。生生的过程是物自身的不断“绽出”（Ekstase）。“致中和”描写了物的Ereignis的全部内容，即物由内而外的生生化成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