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由其引起的诸多问题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深陷困境,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农村生产力破坏严重、粮食产量连年大幅下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面对如此情况,中共中央开展了积极的应对工作：从先期的调查研究到后期的政策调整,从中央领导的实地蹲点到各部门的联合救灾。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至1965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终于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共中央的粮食危机应对工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早在1958年底,党内高层已经察觉到一些省份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同时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粮食供应紧张现象也有所关注,并采取了最初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这是中共成为执政党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因此,在应对危机工作方面缺少有效地应急沟通、制定决策时缺乏民主表决,尤为重要的是面对危机时,应对措施选择标准的政治化。其结果就是经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的纠“左”风向转为整“右”,前期的一些应对粮食危机措施也随之中断,已取得的成效也付之流水,甚至走向反面,最终导致了粮食危机的升级,大饥荒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展全面的应对工作：先是针对前期已经了解的一些情况做出先期应急处置；随后的1961年便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针对大饥荒的情况作实地调查、评估危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同各部委、各级党委不定时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研究、讨论随后要采取的救助补偿和恢复发展工作,并实施协调调拨物资、进口粮食、“瓜菜代”等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确保了社会秩序稳定、灾后恢复及经验总结工作的有序进行。在中共中央各项应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国民经济于1965年底走出困境,粮食危机基本解决。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粮食危机,中共中央所开展的应对工作成绩斐然。其中不乏值得当前党和政府应对危机时借鉴的地方,如强化各级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国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亲临一线、实地调研,一方面取得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真实地掌握灾区一线的实际情况,以便最快地做出正确决策、动员一切资源用于危机应对；夯实面对危机时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做到交流通畅、互通有无,以求省时省力调度应急资源；加强我国各级领导、各职能部门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方能更有效地推动各项应对政策的实施；发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也要注意到当时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如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备；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应对措施选择标准政治化。这些都对当前党和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