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侵害,刑法设置财产犯罪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公民的财产法益,因此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要素影响着罪与非罪的命运走向,也事关最终的量刑基准。然而,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较为简单抽象,罪状表述仅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没有更加详尽的涉及财产损失要素的法律条文。这一现状造成目前针对诈骗罪的成立是否需要财产损失这一点上仍存在诸多分歧。与此同时,无论是德日刑法理论还是我国学术界均未对此达成共识。财产损失中的“财产”范围如何?财产损失在诈骗罪构成要件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应当以怎样的标准判断财产损失?被害人获得相对给付的情形是否也能认为存在财产损失?以上争议的存在,影响着我国司法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针对诈骗罪的认定都处于混乱状态。导论通过引入典型案例,分析在部分案件中财产损失要素对诈骗罪的认定存在实质性影响,提出刑法理论上需要明确诈骗罪财产损失的内涵定位、判断标准以及具体认定等问题,以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支撑。正文部分从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出发对以上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探讨。第一章以诈骗罪财产损失判断的理论基础为中心,将诈骗罪中的“财产”限定在法律的经济财产说范围内,以客观上货币价值进行的收支结算界定“损失”的含义,并且认为财产损失在诈骗罪中应定位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第二章研究诈骗罪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梳理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的观点,从理论内在逻辑矛盾、对法条的解读错误以及司法实践不符对个别财产说立场进行否定,以诈骗罪认定应保持的谨慎立场及交易秩序不应成为诈骗罪保护法益,主张在损失判断中采取整体财产减少说的立场,否定将被害人纯粹的财产交付视为财产损失的传统观点。第三章在明确了损失判断标准的基础上,引入对被害人交易目的因素的考量以解决整体财产减少说在特殊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僵化之处。根据上述理论提出将诈骗案件类型化为经济交易类、单方给付类、混合合同类,以及在该三类具体案件中分别由整体财产价值减少、被害人社会目的落空及肯定存在财产损失后考察目的实现对损失进行认定。最后明确财产损失的认定与犯罪数额的计算不能直接等同,并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以及虚拟财产、犯罪成本、小额多次诈骗等特殊问题的处理。